除天道之外，道还兼指人道。人道在宽泛意义上与人以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组织等相关联，表现为社会活动、历史变迁中的一般原理，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便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这一点。王夫之对此作了更具体的阐述，在谈到社会演化的历史特点时，他指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4]这里的“道”，便是人之道，亦即社会领域中的“道”。人道意义上的“道”，首先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它同时也被理解为体现于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道”的以上含义，在古代哲学家的具体论述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儒家哲学的奠基人孔子曾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5]。这里的“谋道”，便涉及对“道”的追求，“忧道”则表现为对“道”的关切，作为追求、关切的对象，“道”即以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道德理想等为内涵。孔子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6]，其中的“道”，同样也是指广义的社会文化理想或政治道德理想。价值理想不同、价值追求相异，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彼此之间也很难相互交往和沟通，这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表达的意思。孔子关于道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所谓“弘道”，是指人能够使广义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得到实现，这里的道同样也以价值理想为内容，体现在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人道”意义上的“道”，同时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道的这种规范性与道的原始含义相互联系：如前所述，道的原始含义之一是道路，道路总是通向某处，引申而言，“道”意味着将人引往某一方向或引导人们达到某一目标。道所蕴含的这种引导性内涵经过提升以后，进一步获得了规范的意义。中国哲学一再将礼、法与道联系起来：“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8]“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9]“法者，天下之至道也。”[10]礼既表现为政治领域的体制，又展开为规范系统，礼之于人，犹如规矩之于方圆。规矩为方圆提供了准则，礼则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普遍的规范。同样，法也对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表现为一套规范系统。当然，相对于礼，法作为规范更具有强制性。对中国哲学而言，礼与法尽管有不同的特点，但都是道的体现，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便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这一点。
在道的二重形态（天道与人道）中，天道作为宇宙、自然的法则，属“必然”，人道作为理想、规范，则表现为“当然”。从“必然”和“当然”的关系看，道既涉及世界是什么、世界如何存在等问题，又关乎人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等问题。从天道的视域看，这个世界既是多样性的统一，又处于变化的过程中，而天道本身便表现为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与世界的发展原理。在人道的层面，问题则涉及人自身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应当如何“在”。可以看到，以道为视域，世界“是什么”和人应当“做什么”、世界“怎么样”与人应当“如何做”等问题，内在地关联在一起。
作为终极性的原理，中国哲学中的“道”本身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加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研究》一书以本体及其形态为视角，无疑也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进路。苟小泉博士在学术研究中勤于思考，勉于探索，本书体现了他的这种学术取向。当然，作为探索性的考察，本书也包含可以进一步辨析、讨论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具体论点，亦可能引起争议。不过，学术本身是在探索、讨论中发展的，从这一方面看，本书对于推进相关问题的思考，无疑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杨国荣
2012年6月
[1] 《周易·系辞上》。
[2] 《周易·系辞上》。
[3] 《周易·说卦》。
[4]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
[5] 《论语·卫灵公》。
[6] 《论语·卫灵公》。
[7] 《论语·卫灵公》。
[8] 《管子·枢言》。
[9] 《荀子·礼论》。
[10] 《管子·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