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领域，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道德”自觉也应同时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不仅含有把“道德”推行于现实生活、社会领域之义，还具有在现实生活、现实存在领域重视“道德”自觉的诉求。儒家认为，在选拔人才时要把具有“道德”自觉、“道德”修养的人放在第一位，重视那些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贤人”。比如，文王、周公之所以受到儒家的高度赞颂，称为“圣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能够担当向整个社会推行“道德”的责任，从而使人们实现“道德”自觉。
在西方哲学中，从严格意义上看，真正将终极关怀视为一种类似于“道德”自觉的哲学家当为施莱尔马赫（ ，1768~1834 ）。施莱尔马赫对于宗教的态度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自觉具有颇为一致的内涵。比如，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源于人对神的绝对倚赖之情，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思维也不是行动，而是直观和情感，他说：
宗教的本质既非思维也非行动，而是直观和情感。
对宇宙的直观……是宗教最普遍和最高的公式。
在有限性中间同无限的东西合一，在瞬间成永恒，这就是宗教的不朽性。[17]
施莱尔马赫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相反，深入地探讨了宗教（终极关怀）的本质。他认为宗教是人在有限性存在中的某一时刻对无限超越性的神或巨大力量的一体化感应，它唤起人们对宇宙的直观与情感。从其内在之义看，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宗教的真正本质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中“道德”自觉的本质。所谓“对宇宙的直观”不外乎“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与“常道”本体（“既非思维也非行动”）的统合，其之所以统合的根源在于“本体之诗”的存在。“本体之诗”最终唤起人们对无限的感应和审度，也开启了“道德”自觉或终极关怀。
一般认为，施莱尔马赫是浪漫主义者，其思想代表着浪漫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以反抗18世纪理性主义和回归传统为号召，其在神学方面的效应就是神学家全面放弃对上帝的知识性辩护而另辟蹊径。作为一位敬虔主义者的施莱尔马赫，是浪漫主义运动在神学界的标志性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宗师，关键就在于他为新教自由派神学（又称现代神学）真正奠定了基础，使其走向了审美性的体验，真正打开了基督教神学走向现代性的大门。施莱尔马赫在康德的基础上，对神学上有两点“哥白尼式的革命”：其一，宗教不是教义，甚至不是伦理，而只是一种生命体验和心灵的依托，是“在无限者中并依赖无限者”，是感应和直观，他说：“虔敬是教会的基石；它既不是知，也不是行，只是一种体验，或者一种直接的自我意识。”[18]其二，宗教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现象；教义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宗教感情，是历史上的基督徒内心体验的语言表述。因此，正如论者所指出的：
在施莱尔马赫之后，神学就不再感到必须在科学法庭或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法庭之上为自己辩护了。现在神学有了一种新的感觉，它可以在体验之中进行自我证明，因为，虽然它再也不能宣称自己在科学上可以证实，但是现在，在象征性的表达感受的生命体验中，可以发现它的真实性。[19]
从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内蕴中，可以深刻地感知到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对“道德”自觉或终极关怀的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对“道德”自觉无疑是通过“象征性的表达”，即以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感知、体验和自我证明（“自得”）而实现的，在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中，神学同样是体现在象征性的表达、感知和体验生命的现实维度上，即终极关怀完全内在于“可道”世界的自然和历史之中[20]。
[1] 《管子·心术上》。
[2] 《礼记·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