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道德”信念中的主体担当具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从现实层面上看，“道德”信念中的主体担当表现为，依靠自身的能力去实现有限超越，如“愚公移山”。从“愚公移山”的真正内涵而言，其既表现出现实、经验领域中的勇敢、自信、无畏，又表现为对最终实现“道德”本体的坚定、乐观、笃信，以上两个方面统一地表现为现实的主体担当精神；从最终意义上看，“道德”信念中主体担当则主要体现为，最终超越于任何对象、现实、经验，完全以主体的“道德”信念作为评价是非曲直的依据和标准，比如“良知”之心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和作用。一般而言，现实存在中事物的是非曲直似乎是一个经验的问题，需要由理性的、知识论的维度去加以认知、判断。但是，在传统中国哲学家看来，知性的维度显然不具有终极意义和价值，任何问题最终要由“道德”信念的标准在终极关怀的维度上取得评价和判定，而不是依靠任何片面性、有限性的规定。由于“良知”之心既表现为现实、经验层面的知性、认识，又表现为对任何对象、经验的最终超越，因而具有评价是非曲直的最终依据和标准的作用。但是“良知”之心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建立在主体的“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其依然表现为“道德”信念中的主体担当。
总而言之，主体担当具有两个基本的维度，总体上表现出现实的勇敢和自信的品质，而其根源则在于“道德”信念。比如，孟子曾论述到“道德”自觉的勇敢与盲目自信的勇敢之间的区别，但孟子赞扬或欣赏这种勇敢的真正目的，却是出自对“道德”信念的肯定和维护：
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7]
这里的“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是指，反躬自问而处于非直道、非正义的状态，对方纵然卑贱至极，也要平等地加以对待；相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则是说，如果反躬自问处于直道、正义状态，那么，对方纵然千万之众，也无所畏惧。孟子对于勇敢和自信的态度，显然源于主体担当维度中对“道德”信念的确认，即真正意义上的勇敢和自信，一定是肯定和维护“道德”信念的产物。
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道德”至上和主体担当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从历史、事实的维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艰、多难的民族，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苦难，如天灾、人祸、外族入侵、“礼崩乐坏”等。但是，面对困难或困境，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一样依赖于上帝或耶稣，而是依靠自身的“道德”信念，即“道德”至上和主体担当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现实的艰难困苦，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绵延数千年没有断绝的中华文明。
在庄子哲学中，他以一个“薪火相传”的比喻，象征性地表达了对“道德”本体的信念。庄子说：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8]
这是说，伐木、折木为“薪”有尽，而由“薪”传火，不可尽也。“薪”象征经验材料，即经验世界；而“火”象征着“道德”本体，在经验世界的有限超越中永远存在。庄子的比喻其实表达的是“道德”信念的永恒性：具有根本意义的“道德”本体，如同“薪火”一样代代流传；“薪”纵然有尽，即在“失德”状态下，也不会丧失“道德”信念。庄子揭示出，“道德”的火种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力量之源，无论对于民族、国家还是个体的存在，均具有终极的意义和价值。
[1] 中国人并不敬畏“鬼神”、“上帝”或其他观念或现象，这被某些学者批评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只有“实用理性”。其实，可以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或对象崇拜，但不能说没有崇高的信仰，这是由于其具有的“道德”信念所决定的。甚至可以说，由于“道德”信念是一种超越任何对象、最终意义的关怀，所以，中国人的“道德”信仰要远远超越于对“上帝”或“神”的对象性崇拜。
[2] 《道德经·四十一章》。
[3] 《道德经·六十二章》。
[4] 《道德经·七十四章》
[5] 《论语·里仁》。
[6] ﹙明﹚陈献章：《禽兽说》，《陈献章集》卷一，第61页。
[7] 《孟子·公孙丑上》。
[8] 《庄子·养生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