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看，现世中的终极关怀同时也表现为“道德”信念。因为终极关怀的实现，在根本上有赖于主体对“道德”本体的自觉，而对于“道德”本体的自觉一旦实现或具有，则会形成一种对“道德”固定的信心或信念，这就是“道德”信念的存在。
“道德”信念是一种对“道德”本体自觉、自信、坚守的信心，其具体表现为具有“道德”信念的人在现实社会或具体行为中具有强烈的“道德”信仰。一般而言，所谓“信仰”主要体现为对某种主张、主义具有极度的信任、尊崇，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或榜样的现象。但是，其并不必然体现为“宗教”的形式，而任何宗教则显然表现为“信仰”的形态。具体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只是信仰的狭义形态，并不能够概括、囊括“信仰”。比如，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宗教，但完全可以成为人类追求的一种信仰。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终极关怀维度看，对“道德”本体的信念，显然体现为一种在现实社会或具体行为中的信仰。由于“道德”本体最终体现为“常道”本体与“可道”本体的共在，即“常道”本体参与、比托于日常的、具体的经验性存在，在天、地、人的整体性、整全性维度上，均具有“费而隐”的特征和功用，所以，其最终代替、取消、消解了人们在宗教维度上的终极关怀[1]。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信念，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道德”至上、主体担当。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在“道德”至上的维度上，由于“道德”自觉最终表现为现世中的终极关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家用象征的方法赋予其终极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即“道德”本体是最“真”的，“其中有精，其精甚真”；“道德”本体又是至善的，“善贷且成”[2]、“善人之宝”[3]；“道德”本体还是至美，“天地有大美”。正由于“得道”之后是一种最高的真、善、美的境界，所以，从根本上看，畏惧是不会存在的，死亡也不可怕。因为从“道德”维度上看，死亡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现象的、经验的状态，其面对的不是“未知”、“不存在”，而是无限、永恒、完善、圆满，具有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家说“民不畏死”[4]、“朝闻道，夕死可矣”[5]等。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终极关怀中极其“光明”、极其“明亮”的一面。
由于现世中的终极关怀主要体现在“道德”意义上，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家便在终极关怀的维度上，均强调“道德”的可贵，认为“道德”至上，甚至为了“道德”的实现可以放弃、抛弃现实的、自然的生命，这就是儒家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在儒家哲学看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中的“生”或“身”，显然是指自然属性的生命，但自然意义上的生命如果丧失“道德”意义的时候，人的生命则仅仅成为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存在，其显然是不足贵的。陈白沙在他的《禽兽说》中写道：
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里一大块骨头。 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6]
文中的“除了此心此理”，就是指丧失了“道德”本体，而仅存留下生命的自然属性，即皮与骨头，能吃能喝，能喜能悲，能争能斗。陈白沙认为，这样的生命与“禽兽”无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禽兽”是指生命的无“道德”状态，并不是与人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动物”生命）。
所以，在儒家哲学看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宁可舍弃自然属性的生命，也要维持和保护“道德”本体，显然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