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单纯地依赖一种终极视域的存在，很难具有终极关怀的真正意义。如果完全依赖于“上帝”、“神”等先验的存在，显然最终具有的是虚幻的存在意义，而不足以得到现实意义的终极关怀。比如，在西方哲学中，针对传统的“人神同形同性论”的上帝形象，即上帝是主，人是他的造物，人要信仰上帝等虚幻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1844~1900）明确提出“上帝死了”。“上帝之死”的命题，固然是针对传统的“人神同形同性论”的上帝形象的否定性而言的，但是，同时也表明，人的终极关怀最终不可能从虚幻的存在获得。
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固然可以凭借在“常道”本体视域下的探索，期望实现终极关怀，达到“象帝之先”、“真人”、“神人”的境界。比如，老子、庄子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来“论道”、“体道”的。但由于忽视经验世界的真实存在性和逻辑上、时间上的在先性，致使“常道”视域中的“真人”、“神人”具有的只是虚幻的存在意义，其终极关怀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那么，如何在真正意义上最终实现终极关怀？对此问题，中西方的哲学家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中国传统哲学家看来，单纯地依赖于“可道”世界或“常道”世界均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从单纯的“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的有限超越看，由于有限超越决定了人的存在必然表现为对“物”的依赖和凭借，但是在经验层面上的单向度超越或发展，显然无法在根本上克服有限性和由之而来的对于无限的畏惧，因而无法仅仅在经验世界中获得终极关怀。从单纯的“常道”世界看，由于“常道”世界主要表现为感应性、价值性的存在，其存在的根源并非是抽象的观念或虚幻的存在，而是现实的、经验的“可道”世界，如果脱离了“可道”世界，“常道”世界不仅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反而会引发和促进对虚幻领域的追求，所以，仅仅对“常道”世界的追寻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
从根本上看，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是在“道德”本体中实现的。从本体论的具体运用层面看，“道德”本体是指，“道”通过具体性、现实性之“德”来表现、完成。所谓“德”者，“得也”，即人或万物在“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得到“常道”的存在。从终极关怀的维度看，人或万物的最终存在意义何在、如何寻求到最终的归宿等对终极关怀的追问，其实也就是对人或万物真实存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关切。由于人或万物得到“道”而为“德”，即通过具体化的“德”使“常道”本体得以表现，那么也就是说，人或万物均以“道德”的化成形式归于终极性存在之维，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正是在此维度上得以实现。老子说：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6]
常德乃足，复归于朴。[7]
“万物”的存在当然包括人的存在；“归”是指最终的归宿。这是说，人和万物均以“道德”的化成形式而获得最终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道德”本体的存在，才最终为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提供了现实和完成的可能，也可以说，“道德”本体的存在是真正意义上终极关怀的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单纯地凭借对“常道”世界探索，进行“论道”、“体道”、“明道”，认为把握“常道”本体就可以获得终极关怀的思路，显然缺乏真正“道德”意义上的根源性。因为，脱离“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仅仅对“常道”世界的探索，对“常道”本体的把握，并不是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本体形态[8]，其最终脱离、丧失了实现终极关怀的根源，因而难以在真正意义上获得现实的终极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