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人在“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存在必然表现为一种对“物”的依赖和凭借[1]。但从现实的层面看，由于“物”是一种有限性存在，所以，人单纯地对于“物”的有限性凭借并不能在世界中必然获取终极关怀，反而由此产生对于世界的恐惧或畏惧。
在西方哲学史上，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克尔凯郭尔等思想家均对畏惧有过论述，海德格尔更是把“畏惧”作为基本存在论的一个环节：
畏“不知”其所畏者是什么……进行威胁的东西也不能在附近范围之内从一个确定的方向临近而来，它已经在“此”——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它是这样的近，以致它紧压而使人屏息——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畏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2]
畏惧作为“在世本身”揭示了畏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对于畏惧的对象、来源或根源，海德格尔并没有明确地揭示。其实，从根本上看，所谓“不知所畏者”、“无何有之乡”等畏惧，无疑源于对“不是”或“不存在”（Non-Being）的终极形态即“常道”世界的未知，是对单一的、有限的、相对的经验世界存在的“威胁”、“紧压”、“使人屏息”的反映。
由于人自身是有限性存在（其生命有限、认识能力有限等），以一种有限性存在面对未知对象，尤其是不可知的“常道”世界，在根本上是一种不确定性、不稳固性存在，其就足以引发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敬畏。比如，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3]老子也有类似的表述：“智者不敢为。”[4]“畏天命”无疑是对“常道”世界永恒性、无限性的敬畏，由于“常道”世界的存在，使得“智者不敢为”；由于“大人”、“圣人”对“常道”世界的揭示，则有“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进一步表达了对“常道”世界的敬畏之义。
随着这种敬畏在经验世界中进一步展开和极端化发展，其在现世中就表现为对于“神”或“上帝”的信仰或崇拜。《礼记·表记》评论殷人的思想特点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通过崇拜、祭祀鬼神实现终极关怀，说明殷人并不认为人是全能的存在。殷墟发掘的甲骨文差不多皆为占卜所用，就充分证明，殷人是以占卜这种形式来追求鬼神的护佑，期望以此实现其终极关怀。在西方社会，“上帝”的概念与“神”在中国有相似之处。西方传统广泛流传的信条是：上帝是主，人是他的造物；上帝颁布律令，人必须服从；人违反律令，上帝惩罚逾越；但上帝爱人并愿意饶恕人的逾越行为，只要人们信仰、忏悔，这样就把人的终极关怀引向宗教意义上的“神”或“上帝”的超验存在[5]。
但是，当终极关怀被理解为宗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并被置于经验世界之外时，作为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的“可道”世界便会与作为宗教层面的终极关怀产生冲突和对抗。在现实的经验生活中，人与其对象的存在无疑具有逻辑上和时间上的在先性，当人以“神”或“上帝”作为实现终极关怀的唯一途径时，其往往形成对作为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的经验世界的贬抑和疏离，由此始终难以摆脱此岸与彼岸、天国与人间、生命存在与精神寄托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而终极关怀本身也不免被赋予抽象、玄虚和空幻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