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国外开展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不容忽视。目前，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中，出现了不少有关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成果。MichaelLafargue、HerrymonMaurer、 BenjaminSchwarts、ArtherWaley、 ChadHansen 等学者都有专著探讨这个问题。其中DavidL.Hall、 RogerT.Ames的著作尤其以其当代的视野和关怀而值得关注。、 RogerT.Ames在1987年至1998年的十余年中，通过“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即《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throughConfucius，1987）、《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AnticipatingChina: ThinkingthroughtheNarrativesofChineseandWesternCultural,1995），以及《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fromtheHan: Self, Truth, andTranscendencei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1998），特别彰显了中西哲学本体论之异，即“理性（或逻辑）秩序”与“审美秩序”、“超越性”与“内在性”、“诉诸定义和本质”与“诉诸范例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其所凸显的这些中西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根本差异，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深化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一些争论，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不过，笔者同时也感到，上述论者的研究仍有某种遗憾，即他们大都以西方哲学形态进行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而未能真正深入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具体问题中去。
[4] 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中采取综合融通的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学术界似乎更加重视。其特点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中，对中、西、马哲学融通方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融会贯通的特点非常明显，已经有若干种著述。杨国荣的《道论》、《伦理与存在》、《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孟子的哲学思想》、《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心学之思——王阳明的哲学阐释》、《科学的形上之纬——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和《庄子的思想世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等著作，以中西哲学的思维历程为背景，以存在问题为指向，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方法论的互融、互渗、统一的形态出发，具体考察了诸多形上形态的根本问题，揭示了存在本身的多重维度和意蕴，凸现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通”的品质。俞宣孟的《本体论研究》则系统、全面地对“Ontology”这种理论的形态、特征作了深入的研究，从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它的缘起、发展、成熟和终结的过程，比较了西方“Ontology”和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Ontology”的批判，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观念。立足于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研究本体论哲学是以上著作的特点。
[5] 目前来看，从诠释学的角度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是海外新儒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诠释学是哲学领域的“显学”之一，其不仅涉及本体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思路，而且还与广义的哲学方法论相关。在这一点探索上，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劳思光等前辈学者用力独勤，他们首先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入手，说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表述的重点是内向性的心性之学，基于此而表现出特有的文本诠释风格，即重视直觉体悟和形象联想，而不重视逻辑结构和客观思辨，从而初步建立丰富而深刻的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的理路。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得以展开，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建构。比如，傅伟勋先生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含的哲理而建构起了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除了对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解释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一般化吸纳之外，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和义理之学的方法，对大乘佛学教相判释、胜俗二谛、言诠方便等种种教理方法亦有融会。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似乎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其“本体诠释学”融合了《周易》的本体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诠释学理路，特别重视诠释的本体论意蕴。他认为，“本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无比丰富的内涵，既是历史的根源，也是思想的系统；它是一种基于时间性的根源发生出来的意识或存有，是人的整全性的生活体验；它不同于西方的“Ontology”这种静态的存有，而是动态的、全面的、开放的，是与主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但不排斥人的主体性，而且包含了人的活动的一切层面。这样，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追求方法就不必、也不能扬弃“本体”，这和西方近代哲学工具理性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必是诠释性的，即有主观感知的理解、认识与评价的参入；反过来意义系统的任何诠释都必然要进入到本体形态，如熊十力所谓的“体用不二”。如果完全抛开西方哲学的背景，仅仅指向中国传统哲学本身，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也切中要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参见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Chung-yingCheng,NewDimensionsofConfucianandNeo-ConfucianPhilosoph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1；《本体与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002、2003。
[6] 参见刘之静：《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何以可能——兼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特征与诠释方法》，《陕西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5期。
[7] 比如，陆九渊批评朱熹“支离事业竟浮沉”，而强调：“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宋﹚陆九渊：《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页。］
[8]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0页。
[9] 杨国荣：《道论》，第8~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