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分析性、解析性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人的知性认识活动,与人的有限性存在相联系,也最终表现为有限性。本书虽然运用这一方法,但也将其终止在了分析方法达不到的地方。
总之,本书努力继承已有研究,在吸纳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把理论与历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整合,在现代中国哲学语境中揭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的内蕴、特征与意义,希望本书的努力能够进一步促进对相关问题的探讨。
就内容而言,本书所期望达到的研究目标主要如下:
1.通过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两个世界”、“三重形态”(“可道”、“常道”和“道德”)的划分,并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可道”、“常道”和“道德”三重形态的具体研究,揭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实质和内涵,期望有助于建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框架和功能结构,即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模板”。
2.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具象表达与象征言说方法,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诠释方法和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方法论实质,说明其体现出的是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逻辑思辨方法的广义诠释方法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
3.阐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在信仰维度上的终极关怀。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道德”形态相关,终极关怀与“道德”根源、“道德”自觉、“道德”信念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而共同完成、寄托于“圣人”的象征性形象之中,其凸显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在终极关怀维度中的意蕴、特征以及在现实上和实践上的意义。
[1]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又叫“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有时还指在物质世界之外寻找物质世界存在依据的学说,如王弼的“贵无”论(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第35页。)其实,以上观点仅仅指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一种内涵,即对世界的根源、本源的研究,并没有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另外的内涵,即对世界统一性、应然性的研究。
[2] 中国传统哲学历来注重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考察。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考察目的,是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对学说的源流和发展作出判断和把握,此即章学诚所言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中国传统哲学史或思想史展开考察的代表人物有冯友兰、张岱年、陈来、冯达文、李维武等。他们总体上偏重于历史的考察,主要是以源流的疏通、史料的考辨等为主。如,冯友兰的《中国传统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史新编》、《中国传统哲学简史》等著作(《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陈来的《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等,这些著作主要侧重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史的考察和研究,但均涉及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诸多问题。专门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史的考辨性著作,如李维武的《二十世纪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问题》(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以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作为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线索,对中国各派哲学家环绕本体论问题的思考作了探讨;冯达文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源——本体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针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思想的演变、发展尤其是儒家本体论思想进行了纵向的研究;方光华的《中国本体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则对先秦以来直到中国近代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思想发展的源流和特征进行了疏通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