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定的世界观出发，哲学家们建立了对世界最根本、最根源问题的多种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各种基本形态。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具有经久不衰的传统，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如原始儒学、原始道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由于哲学家们所处立场不同，其各自的研究也很难归结于一种统一的模式。比如，在“程朱理学”中，本体论的核心领域是“理”的问题，而在王阳明“心学”中，则成为“心”的“致良知”问题。显然，由于哲学家个体的差异和出发点的差别，对本体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甚至复杂的态势也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理论现象，而且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差别，才使对本体的研究在各种可能性的揭示中，更加充分、完整和明确，因此，各种形态的本体论研究无疑具有各自的意义和价值。
虽然哲学家们建立了各种形态的本体论，所进行的研究也有所差别和不同，但是，所有学派或哲学家个人在“本体”的观念上则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从根本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一种在各种出发点或可能性的前提下，解决世界的根源性、整体性或终极性问题的品质或特征，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或“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这里所追求的“本”、“一”或“道”，虽然强调的是世界万物本身的根本性、统一性和终极性，但也不排除表达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自身含有的根本性、统一性和终极性之义，所以，其也可以被理解为寻求本体论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世界万物本身的根本性、统一性和终极性时，也不能忽视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进行研究，因为从根本上看，二者无疑是一致的。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论儒、墨、道、法）均是从本体开始。儒家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老子所探寻的“抱一”等，无一不是从本体开始的探索和研究。同样，王阳明在解答“世道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问题时这样说：
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1]
王阳明在日常的状态下回答“太古”问题，其面对的“元”就是“本体”。这个本体表现出“一日一元”的特征，即可以时时、处处呈现，但其具体形态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最终表现出不同的存在形式或样态。这种在一般日常状态下，随时随地揭示本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可以理解为面对世界万物的一般性存在，应以根本性、统一性和终极性的本体研究为要义。总之，其不仅显示出世界万物的存在本身含有某种内在统一性的可能，而且从理论形态上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完全可能具有一个基本的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
客观而论，对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的揭示和凸显，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历史中，并非完全清晰，反而由于哲学家个体性差异和出发点的差别，使得对本体论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的研究，出现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思路和结论，由此而形成多维性的研究领域和多样性本体论形态，这使问题显示出一种复杂的态势，但这并非说明其缺乏本体论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家对于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的探索，不是基于某一种出发点或可能性，恰为相反，是基于现实、现象、经验等各种出发点。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中，其采取的是更为宽广、更为广阔的出发点和更为专一、更为缜密的研究思路，既要应对现实、现象的经验性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和复杂性（杂多性），又要寻求使各种现象、经验归于根本、统一和终极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