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的意义上，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的这种特性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无”的概念有颇多一致之处。“无”在本质上不具有具体的规定性，但同时，“无”又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同时又含有必然性。黑格尔（Hegel）深刻地指出“Being”与“无”的一致性：
有、纯有（Sein/Being）——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假如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而使它在自身有了区别，或者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而被建立为与一个他物有了区别，那么，就又不再保持纯粹了……有（Sein/Being），这个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18]
黑格尔的话揭示了“Being”的内涵和特征，即“实际上就是无”，这里的“无”与中国传统哲学如王弼的“以无为本”论中的“无”的内涵和特征颇具一致性。然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虽然含有如“Being”一样的普遍性、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无”并非“道”的唯一属性，因为在严格意义上，“道”具有的是“有无相生”[19]的属性，即“道”并非具有唯一的“无”的属性，同时也具有“有”的属性。“有”与“无”具有不可分割的一致性和处于同等地位的互动性属性[20]。如果说，“Being”与“无”具有一致性，那么，用“Being”来比较“道”的本体概念，则二者明显具有等差性。
综上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西方传统哲学“是论”或“存在论”虽然有相关之处，但在研究对象、研究趋向以及研究方法，尤其是在“普遍大全”与“普遍本质”的不对等性上有一定差别。关键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概念，实际上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可以具有种种形态的表现，但最终统一于一个整体的存在之中。而“Being”则仅仅表现出单一的普遍性、抽象性的形态，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概念相比，呈现出一种类“本体”的趋向和特点。所以，从广泛的意义上看，“本体论”的内涵应涵盖“是论”或“存在论”之义[21]，这正是本书中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来论述、诠释西方传统哲学中“是论”或“存在论”形态的主要原因。
历史地看，“本体论”概念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用法，但也是近现代以来比附西方哲学“是论”或“存在论”形态的产物[22]，由此形成了“本体论”概念在现当代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复杂性。自20世纪初期中国一些学者不加分辨地用“本体论”对译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以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概念的理解就陷入了混乱。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依然具有争议性。比如，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本体论”的概念并不能对应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因而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并不存在本体论[23]。这当然是以“是论”或“存在论”来裁剪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结论，其前提是以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为标准，要求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要等同于“是论”或“存在论”。
上文已经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确不直接表现为“是论”或“存在论”（Ontology）的形态，但在实质上却内在地含有“是论”或“存在论”（Ontology）的内容，只不过这一部分内容没有得以充分地表现和发展而已[24]。广义地看，“是论”或“存在论”并非是哲学本体论的唯一形态，本书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揭示本体论哲学更广泛的形态，而这一形态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以，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立场和角度上看，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