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由于“本体”作为事物的根本、本然、应然存在，其包含有宇宙、万物本来的存在样态之义，那么，在基本形态上，“本体论”就表现出广义的“是论”或“存在论”的特征，其研究的“本体”既可以指向事物的本原形态或基本元素，也可以理解为产生或引发该事物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定性；同时，“本体”还指向了引起这种一般规定性的最终依据或状态的规定。比如，《易传》（特别是《系辞》一派）认为，“道”乃是超越具体的现象或经验属性的“形而上”规定，“器”乃“形而下”的具体事物或现象（“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的形上规定虽然主要揭示的是“一阴一阳”的通变之道，但无疑内在地含有对形下之“器”背后引发该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的规定性，只不过并非通过逻辑思辨的方法揭示而已[12]。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作为具有狭义语言学意义上分词属性的概念（主词与谓词都因分有“Being”而成为“是者”或“存在者”），在哲学上成为最抽象、最普遍的存在概念（任何事物在分有“Being”的同时而获得存在意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具体规定），因而“Being”不仅具有任何事物的本原形态或潜在状态，而且也是产生或引发事物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定性。而“Being”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具体现象或经验的“超验”（Transcendent）属性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之“道”的属性并不完全相异。由此可见，在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所指向的一般普遍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的实质内涵颇有共同之处。
当然，细考二者的共同之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等差，即二者虽然共同指向一般普遍性，却具有一种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普遍大全”（theWhole）与“普遍本质”（Being）的不对等性上。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最终作为一种本然的存在样态概念，那么，从逻辑的角度看，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无限性”特征，即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和整全性，其类似于布拉德雷（）所言的普遍大全（theWhole）[13]。所谓普遍大全就是“内涵最大，外延也最大”之义，是存在的最高形态，是绝对的、统一的、整个的存在。作为整个存在，它包含着差异即具体性、个体性和非本质，但一切差异都和谐地统一于作为整体的存在之中。比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就是这样的“大全”概念，“道”也可以命名为“大”[14]。在“道”的属性之中，包含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5]等差异性，但任何差异性依然归属于这个大全之“道”。庄子同样认为：“道”具有“无所不在”的性质，“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瓮”、“在屎溺”[16]，也就是说，“道”可以包含任何事物，无论这种事物本身具有何种性质。
而在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则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与“本体”所具有的“内涵最大，外延最大”相比，“Being”在语言学意义上的狭义的分词属性，决定了“Being”作为哲学概念具有的是“外延最大、内涵最小（不是任何特定的所是）”的特点[17]，因而成为虽然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但本身又无可定义、无从定义的性质。由此决定其具有的功能是单一的，即揭示事物、现象的本质，或者说，揭示“存在者”的“存在”。在此意义上，“Being”在成为本质的同时，不能“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瓮”、“在屎溺”，其最终成为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任何事物在分有“Being”的同时而获得存在意义）。由此可见，“Being”具有不仅仅是任何事物的本质形态或潜在状态，而且也是产生或引发事物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