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正是因为“常道”世界具有不可知的属性，所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家自觉地把人的认识活动进行了划分，“常道”世界被置于“不论”的位置。如庄子认为：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5]
“六合”是天地的四方上下，其指代“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在这个有限性的经验世界，不仅可以“制名”，还可以对天地万物加以论述、批评（之所以对某些研究对象不加以批评或辩驳，是因为其具有相对性）。这里的“论”，无疑是在“名”的基础上的判断或论述。但“六合之外”即在“常道”世界，圣人虽然将其纳入“存在”的范围，但采取的是一种“不论”的方式。“不论”是不加以判断或论述，因为其处于人类的研究能力之外[6]。
从儒家哲学看，其对待最终脱离经验世界的“常道”世界的态度、方式与道家完全一致。孔子也有对“常道”世界无规定与不可知的属性的自觉，如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7]
“文章”是“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不仅可以用概念说明、规定，还可以加以陈述或论述的形式，所以，可以取得具体的存在形态和内容，他人也可以获得或知闻，即“可得而闻”；“性与天道”无疑是在“常道”世界中不仅不可以“制名”加以论述，也无法向学生或他人陈述或说明，众人自然难以得知，即“不可得而闻”。所以，儒家面对“常道”世界，采取了与“存而不论”相似的“无言”之举。这里的“言”既有“名”之义，也有“论”之义。“无言”就是既不用概念加以规定，也不对“常道”世界发表议论，如孔子说：“天何言哉”[8]、“予余无言”[9]，并且“不语怪、力、乱、神”等。
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始终存在着性质互异的“可道”世界和“常道”世界，在这里，中国传统哲学树立了两个本体世界存在的理论图景。这一图景可以用图2-1来表示：
图2-1“常道”世界与“可道”世界存在的理论图景
在图2-1中，圆圈之内是“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可言”、“可见”、“可闻”、“可名”的有限性特性；圆圈之外是“常道”世界，这个世界具有的是“不可言”、“不可见”、“不可闻”、“不当名”的无限性、终极性属性，即“混沌”。图中的圆线表示这两个世界的界限。人类在“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进行的本体追问或知行活动，可以无限地扩大，即图示中的圆圈本身可以无限度地扩大，从而逼近“常道”世界，但终究有一条线将“可道”世界与“常道”世界隔离。
在两个世界被隔离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二元论的理论格局，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中二元论是确然存在的。所以，在严格意义上，当一些学者（尤其是以西方哲学为依据）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存在“二元论”时[10]，其说法明显的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相似的维度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两个世界”在理论架构上与西方二元论颇有类似之处。就理论形态而言，西方传统哲学二元论以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构成了两个世界，二者皆为真实，各自有其规定和性质，互不干涉，永远不能沟通为一。这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常道”与“可道”两个世界的存在有相似之处。“常道”与“可道”两个世界亦皆为真实，亦各有其内在规定，但二者性质互异，截然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中两个本体世界的存在与西方二元论的一致之处颇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