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历史开端看，“道”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普遍使用的概念，儒家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指出了这一点。儒家所言的“道”是对本体研究的真理性产物或最终结论，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的一般形式。事实上，“道”是先秦时期所有哲学家共同使用的一个本体概念，无论是儒、墨、道、法、阴阳、名诸家，均以“道”作为本体概念。当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道家哲学。比如，老子在《道德经》中以“道经”为题[12]，全面深入地诠释了“道”作为本体概念所具有的内涵、特征和意义，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具影响力的本体论研究之一，由此决定了“道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代表性标识。
从文献资料上看，“道”字首见于金文，本义是指“道路”。如《易·复卦》辞：“反复其道。”这里的“道”是指“道路”。但“道路”之义渐渐表现为引申性的“方向”、“指引”、“准则”、“规律”、“根源”、“完善”、“圆满”诸义，并最终成为具有多种本体之义的概念。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既把“道”理解为现实、经验存在的一般规律之“道”，又赋予其超越现实、经验层面的永恒、绝对、无限的终极含义，同时又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统一或合一，而确认与展示“道”的综合性、融合性意蕴。在“道”的以上三个方面的规定中，经验存在、最终超越存在以及融合性存在呈现出各自独立，但又根本统一的形态，内在地具有使世界在根本性、统一性、应然性方面相一致的内涵。
[1] 《国语·晋语一》，《四部丛刊》本。
[2] 《论语·述而》，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版。
[3] 《周易·系辞上》，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版。
[4] 《荀子·天论》，《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5] ﹙宋﹚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1页。
[6] ﹙明﹚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61页。
[7] 张岱年曾经指出，“本体”含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始义”、“究竟所待义”、“统摄义”（《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8页），基本相当于“根本”义、“应然”义和“整体”义。
[8] 《论语·里仁》。
[9] 《道德经·二十二章》，《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10] 从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看，“是论”或“存在论”被称为“第一哲学”或“哲学中的哲学”，似乎与“本体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相类似。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看，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或“存在论”主要是以探寻“是”或“存在”（Being）为主要内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探求根源性、统一性、终极性的“本体”，其内在意义并不完全一致。而在西方20世纪哲学的发展中，现象学（胡塞尔）提出“面向事物本身”，虽然这里的“事物本身”主要被视为对象在意向活动中的呈现，但其最终追求的通过先验还原达到纯粹认识，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探求根源性、本然性的“本体论”，在致思趋向上具有某些方面的相似性。
[11] 这反映出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以来，人们移植西方话语系统诠释传统术语的局限性。比如，“哲学”、“本体论”等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引进、移植的产物，其究竟是否对应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智慧”、“道”的理论则显然具有可探讨性。目前，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本书考虑到有的用法已经约定俗成，就沿用学界已习惯的用法。不过，在关键的地方，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辨析。
[12] 《道德经》 在汉代也被称为 《德经》 和 《道经》，显然其研究的重点和对象具有一定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