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在任何哲学本体论中，本体世界的存在首先与人的存在相关。从根本上看，所谓本体论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人自身的存在问题，即人存在的必然、意义和可能，也就是康德（Kant）提出的如下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 而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1]。康德提出的这四个问题无疑涵盖了哲学本体论的多种形态，但每个问题都与人的存在相关，离开了人的存在，康德的追问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本体论也将不复存在。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存在同样是所有本体论追问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所谓“人能弘道”的理论意义是，人的主体性存在不仅决定着“道”的存在，而且能够不断地展开、形成和充实着“道”的内容。这当然是在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说明在“道”与“人”的关系中，“人”无疑具有本体论追问的前提和基础的地位。离开了人的主体性存在，“道”不仅不会存在，而且也将失去对任何“道”的探索的意义。荀子具有同样的思路，在解说“道”的内涵时，荀子指出：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3]
荀子是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认为“天”或“地”并不需要“道”（在某种意义上，“天”或“地”也具有“道”，但显然，这种“天之道”或“地之道”并非与人相关，所以完全可以将之视为自在之物），“道”只对于“人”（君子）具有意义和作用。对“人之所道”、“君子之所道”的强调，实质上凸显的是人在本体论追问时的前提和基础地位；同样，离开了人的存在，本体论追问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本体论的形态也将不复存在。
道家明显也具有同样的思路。比如，老子在“域中四大”的论述中，将“人”与“道”并列为“大”，内在地反映出“人”在本体论诉求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老子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 这里的“人亦大”是一种强调的语气，指出在“四大”中“人居其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在人“法地”、“法天”、“法道”的存在次序上，显示出“人”在本体存在中的起点和基础地位。
由此可见，本体论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人的视域[5]，也就是说，由于人的存在才可能产生出人对与其相关的问题，即人存在的必然性、可能性、完善性等追问，从而产生本体论形态。但是，在以人为起点或基础的本体论追问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一个基本的对象或基本的视域，也就是人对本体追问的逻辑起点或时间起点。
从一般视域看，哲学家对本体论问题追问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往往是现实存在着这个世界或有这个世界。从常识层面看，存在着这个世界或有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断被现实生活所确证的基本事实；从哲学层面看，关于世界的本质、世界如何存在等本体问题的追问，总是基于这个现实世界本身的存在。由此可以确定：存在着一个现实世界。
无疑，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存在着一个现实世界，哲学家们所面对的世界是有形、有象的现实存在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考察往往是对本体论问题追问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
从逻辑起点的角度看，首先要求确立有形、有象的研究对象。比如，在儒家的本体论哲学的代表性著述《周易》中，《周易》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要从天地、阴阳的角度“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6]，追寻“寂然不动”的易道，即本体世界。但是，这种对本体世界的追寻是从“设卦”和“立象”开始的。《系辞》明确地表达了设立卦象的目的：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