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既善于竞争又善于合作。竞争是一种能力（主要是智力和体力），合作是一种精神。竞争强调的是以实力取胜，用自己的实力与他人对抗。善于竞争与其说是一种现场的参与和现场的较量，不如说是为未来的现场竞争提前修炼和预先准备。竞争的实力来自平时的修炼中所显示出来的前途感（目标感）和为掌握某种技能而愿意付出的“刻苦”程度或“长时间关注同一个主题”的持久程度。
合作虽然也需要凭借自己的实力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合作的首要精神是服从意识和妥协意识。与合作相反的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不尊重他人的意见，不尊重他人的劳动，不愿意与团队保持一致，不服从团队的规则，不遵守事先的约定。
一般而言，专制社会更看重合作（服从）而对那些有竞争力的、有个性的人保持警惕。民主社会则更看重竞争力，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实力自由地获取社会资源。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即便在民主社会，合作依然是重要的。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被后人视为最有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哲学家之一（他曾毫不谦虚地这样自称）。他不但是实用主义的开山，也是分析哲学和符号学的先驱，又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现象学家。这一切都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皮尔士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哲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是地道的数学家和机械师。他的著作涉及埃及学、心理研究、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宗教、犯罪心理学和科学史。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却始终无法在学术界谋得一个固定的职位。他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教了4年书，但很快被解雇，原因可能是他“完全缺乏教书的神经”（詹姆斯语）。他父亲是美国海岸测量站的主管，在那里给了他一份工作，但他后来也被解雇。皮尔士的命途固然和他落落寡合的性格有关，也与有些人对他的疏远和敌视有关。虽然皮尔士并没有因为遭遇坎坷而停止他的学术工作，但终其一生他还是学术圈外人，死时一贫如洗。然而，他留下的大量文稿，却成了“后一代思想家的金矿”（詹姆斯语）。他的母校哈佛大学曾一再拒绝他的求职，但却在他死后以精致的版本来出版他的文集。[9]像皮尔士这样智慧的人并不得志，终身郁郁寡欢。他的不得志并非因为他不够聪明，倒恰恰因为他太聪明而让人厌恶或敬而远之。
培养竞争与合作最适宜的地方是家庭。英国哲人培根说：“在家庭中，最大或最小的孩子都可能得到优待，唯有居中的子女容易被忘却。但他们却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中国民间的说法是：“憨老大，金老二，刁老三。”老大之所以憨厚，是因为老大不仅养尊处优，而且从父母那里接受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老二之所以“金贵”，是因为老二承担事务最多，总是冲锋陷阵；老三之所以刁蛮，是因为老三容易被父母溺爱、纵容。三者之中，老大合作精神有余，竞争力不足。老三竞争力有余，合作精神不足。老二最能干，因为老二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既像老大那样与他人保持合作的关系，又不得不用自己的实力去与他人竞争相关的生存资源。遗憾的是，独生子女家庭完全失去了兄弟姐妹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天然环境。也正因为如此，独生子女家庭尤其需要鼓励自己的孩子与同伴、同学交往。竞争与合作几乎是不可教的，孩子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学会竞争，在合作中学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