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如果父母都选择了事业，则可以考虑付出较高的代价，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家庭教师”，而不是简单地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保姆”。父母本人亲自教育孩子原本就会遇到大量的困难，当父母把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祖父母时，这个困难会加倍扩展。如果将孩子的教育责任转交给保姆，问题就更加严重：保姆可以为孩子提供饮食起居的生活照料，但几乎不能严格要求孩子做正确的事情和正确地做事情。孩子在两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就能察觉身边人的地位，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势利眼”。孩子会根据他的“势利眼”来评估保姆的教育威信。孩子一旦认定保姆没有教育威信，他会拒绝保姆的任何规劝，他甚至会不尊重保姆的人格。
可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父母都处于各种形式的奔波之中。父母要么在为谋生而奔波，要么在为更多的金钱或更高的权力、更宏大的事业而奔波，还有少数父母在为婚外恋或离婚而奔波。这些父母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的成长回到家庭，但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只是一些特例，没有普遍意义。
遗憾的是，中国农村的孩子普遍失去了父母的陪伴。中国一度有人提出“三农”问题，但是，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而失去了在“社会流动”中获得资源的机会。有学者对农村学生考上北京大学的比例做过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978-1998年，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考上北京大学的比例在20%～40%之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学生占30%以上；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比例集中在20%～30%之间；而2000-2005年，农村户口的新生比例在15%左右。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下降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2000年以后，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在10%～15%之间。[6]
农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少地方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农村的父母远离家乡成为城市里的民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农村家庭教育接近崩溃状态。
[1] 吴稼祥：《一杯沧海》，136～137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2] [英]博伊德·金著，任宝祥等译：《西方教育史》，12～1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3]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训》，32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4] 吴稼祥：《一杯沧海》，131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5] 张晓风：《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见王尚文等主编：《新语文读本》（小学卷9），6～7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
[6] 刘云杉等：《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