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的组成，通过其留学时间及留学学校的考证③,可以确定是1903年严修所选派的学生李芹香(金藻)、胡玉孙(家祺)、刘竺生(宝慈)、刘芸生(潜)、陈小庄(宝泉)、郑菊如(炳勋)、徐玉笙等人④。严修是直隶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在1903年前后为培养师资，在直隶境内设师范讲习所、教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所，“每周末集合小学教师及有志者，研究如何改进课程及教学方法”⑤。严修对此极为重视，经常参加研究会的集会。⑥在严修的带动下，直隶较早开始了教育问题的研究。严修选派学生留日学师范，与其在直隶的作为是相辅相成的。为满足教学研究所的理论指导需要，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所编辑的笔记，非常注重日本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甚至没有涉及学制系统，而以很大篇幅分门别类的介绍教育目的论“历史上的诸说”“伦理上的诸说”,各种“主义”接近20种，可以说是简略的西方教育思想史。《教育学讲义》的结构颇为简单，仅有两大部分：目的论和方法论。目的论中如上所说，介绍各种主义；方法论分“养护”和“教授论”,而无“训练论”之类。其教授论部分涉及的内容与《教育原理》大体相同，介绍有关教授目的的两种主义，科目的选择、排列，课程的选择、结合，教科书的编纂，教授时间的安排，五段教授法等。
客观地说，由于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使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学科体系，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这大大缩短了我国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我国经由日本引进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同时，赫氏的教育研究方法如教育实验、心理测验等亦随之传入我国，从而揭开了我国教育学研究方法科学化探究的序幕。
1906年，清朝学部公布了《教育会章程》,要求各地设立教育研究会，研究教育史、教育原理、教授法、管理法、教育制度及其他教育分支学科，正式提出了教育学研究的问题。1918年蔡元培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演讲时，明确提出，应设立“实验教育之研究所”,研究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以帮助教育者选择适宜的教育方法，“治新教育者，必以实验教育学为依据”。任鸿隽也认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在其与心能之训练”。这种“心能之训练”就是使人真正具有一种科学精神，以此研究科学、学术可取成果，以此对待社会，社会才有稳固的基础。更可贵的是，当时的教育工作者们并没有停留在教育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的口号上，而是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实际进行教育调查，开始了用实验、测量等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尝试。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勤工俭学会、新教育改进社、北京高师的平民教育社等团体，汇集了当时教育界的许多精英，不仅出版教育刊物、研究教育方针、学制、教材教法，而且创办学校，开辟教育实验区，进行具体的教育理论推广和实验研究。主要活动有以下内容。
1901年5月，罗振玉撰文介绍赫尔巴特的“五段法”,发试行“五段教学法”之先声。1903年秋，湖北巡抚端方创设武昌幼稚园，仿日本之制，试验幼儿教育。
1906年春，通州师范创设师范附小，组织“实习教授批评会”,试行“五段教学法”。1907年，学部咨行《各省强迫教育章程》,建议各省开展义务教育实验。1908年，俞子夷在上海青墩小学进行单级复式教学实验。
1909年8月，上海创设“单级教授练习所”,培训推广实验单级教授法的专门人才。1910年，江苏武进、阳湖等地开设“单级练习所”,设立“弹级模范小学”。1911年8月，学部拟订《单级教授、二部教授办法折》,推 “复式二部教授制”。1912年5月，蔡元培在北京主持创设“留法预备学校”,该校为工读教育实验之一脉。同年5月，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开展通俗教育实验。
同年，俞子夷、杨保恒、周维城在江苏一师附属小学试行 单级教授法”和“五段教授法”。1914年10月，朱元善、陈文钟等在商务印书馆附属“函公小学”开展“分团教学法”实验。
1915年，俞子夷在江苏一师附小开展“自学辅导法”实验。
1917年，俞子夷在南京高师附小进行“联络教学法”实验，集分团教学法、自学辅导法和设计教学法为一体，合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为一途。
同年，尚公小学先后开展的实验有：(1)叶圣陶主教的国文教学实验；(2)高士黄主持的劣等儿童训育实验；严昌主持的手工教学实验。
1919年2月，匡互生、周予同等发起成立北京高师学生社团“工学会”,实验工读教育。总之，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夕在我国萌生的教育科学实验的主张和活动，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对20年代至30年代的乡村教育实验运动和改革教学方法的实验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学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当日，也正如前面提到的，王国
维最初翻译的《教育学》算是有较高的起点，但这种远离现实的嚣理引进在实际传播时，终究要让位于“如何实施”的常识，没有机会把那些学理播种在广大教童工作者的头脑里。真正在中国得到实际传播的教育学，引入的直接动机是作为师范学堂的教科肃来传授教法、培养教师，引入的蓝本是以赫尔巴特教育学部分观点为基础的、日本中等师范学较的教育学教科书，引入的过程以“速成”为特色。它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信息流失，以简化了的教科书形式呈现在中国师范学校的课堂上，并通过师范学校迅速、大规模传播，以其“目的一学段”体系和分段教授法在中国师范学堂学生的思想中扎根，先入为主地塑造了中国第一代新式教师和教育学者的“教育学”常识。换言之，中国教育学的起点，就是要为国家富强所用、为教佛的职业训练所用，不具备作为一门学问、学术的生长土壤。“赫尔巴特教育学”从到达中国的雕一刻起，就已经被中国的“用”所化了。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据《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须考“教育学大义”。有一份试卷是这样的，第一题：“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旨异同，盖举其大义以对。”第二题：“教育学以伦理学、心理学为依据，试阐其理。”①学部成立于1905年，中国教育史上教育行政有国家正式领导机构从此肇始。当年学部为译学馆甲班学员毕业时命得教育学试题，其中一题为：“莱茵瓦(即莱茵——引者注)之五教段，能一一举之否。”②上述两例不难看出，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在我国已具有官方的“席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