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教育学著作，起初大体取材于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著作，到后来，开始逐步摸索和尝试编写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著作，其中不乏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优秀之作。按照引进路径的不同大致可分成两类：一是由具有扎实日文功底的年轻学者翻译的日本教育学著作；二是由留日速成师范生整理编辑而成的听课笔记。这两种类型的文本在内容与风格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前者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翻译，体系比较严整，理论化程度较高，措辞也较为讲究，内容呈现与现实牵连不大。各种教育理论、教育经验多以“真理性常识”的面貌出现，不涉及国别，贴近原著、原意。与前者相比，笔记体系较为松散，内容与现实联系紧密，言语通俗，可操作性强，“学”的痕迹比较明显，带有较浓烈的“日本色彩”和“师傅”味道，竭力宣扬、传播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以日本的教育实际为摹本设定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不仅如此，由于各个地区的留学生在宏文学院有自主选彝培养模式的权利，而其课程选择亦与本地区的教育改革需求关系密切。因此，不同地域的留学望所带回的笔记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以湖北与直隶两地留日学生所带回的笔记为例，其笔记来源虽同为波多野贞之助，但其内容、风格却有很大不同。
湖北游学日本师范生是1902年由张之洞为吸收日本经验、厘速师范发展，亲自从经心、两湖书院选派的31名优等生①,留学日本宏文学院，肩负着“考美国学制之厘略及教授之方法”的重任，一要为张之洞修订学制提供参考；二要学习教授法为师道学校培养教师所用。与其目的相应，湖北留日师范生笔记的风格偏向实践的、制度的学习，用酸大篇幅描述日本学制系统和教授方法。回国后编辑《师范讲义》4册14种②,全面详细地报告于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的讲义、讲座和参观活动。如果将《教育原理》放回到《师范讲义》中去考察，这种制度学习的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与这种侧重相应，《教育原理》的框架由四大块组成：目的论、系统论、教授论、训练论。目的论篇幅很小，重点在说明后三者如何操作；系统论详细介绍日本的学制系统，包括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与联系、各级学校系统、就学年限、女子教育、初等补习教育等；教授论则详细介绍教授目的，各门课程的选择、排列，教科书的编纂，教授时间的安排，五段教授法等；训练论则阐述了训练的目的、意义，训练与教授的关系，训练与家庭及学校的关系，训练中寄宿制、游戏及作业的价值，命令、赏、罚等手段的应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