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习师范的留日学生归国后基本上从事各类学校的教学工作，如四川省规定留日学生毕业归国后要“分赴各县办理师范讲习所，或摧办教育行政，暨担任新兴各校职务”。贵州省也规定“官费公费各生卒业回黔，照章先在本省各属充当义务教员”③。1907年，清政府规定，官费留学生毕业回国，皆令充当教员五年。在这些回国留日学生中，大部分人担任国内教育学的教学工作。他们直接把赫尔巴特的学说传播给国内的师范生，并通过这些师范生把当时在日本流行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当时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去。另外，还有一部分的留日学生创办及供职于各省的中小学堂，在基层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他们也成为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实践者。
还有很多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身居教育界要职，据1931年的一份中学校长资历材料统计，江苏、浙江等19省市共有省立中学371所，其中校长留学出身者66人，其中留日出身最多，为38人。①这表明，留日学生在基层教育领域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他们为传播赫尔巴特的学说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20世纪初的中日教育交流中，除了留日教育，还有大批的日本教习被聘请来中国任教。他们成为传播当时日本流行的教育理论的有力载体。我国学者汪向荣先生所写的《日本教习》这本书中曾提到日本教习几乎遍布中国各地，他们或在中国开办学校，或应中方招聘在中国学校任教，最盛期日本教习来中国达686名左右。俞子夷先生也曾回忆说：“初办师范时期，许多新学均请日本教师讲授，教育部门各科，包括教授法，亦多由日本籍教师担任。”②据了解，当时在华的日本教育学的教习不仅传授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知识，还对其五段教授法非常重视，严格训练学生以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编制教案。俞子夷在《新教学法》演讲中描写当时情形时说：“日本教师在教室中讲，学生则听翻译者言语誊录。有时则忙于作教案，教案之工作，比作任何文章都难。此项教案编竣时，绞尽脑汁，然缴与日本教师，终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发下重做，最后修改完结，才能交卷；然而实际教授时，所发问，又须当心……”③通过这些日本教习的指导，师范学堂的师范生不仅学习了解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理论，还熟练地掌握了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并把它运用在以后的教学工作当中。因此，这些用本教习对近代中国引入赫尔巴特教育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以日本为媒介翻译过来的教育学的使用以及赫尔巴特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师范学校的教员们深感教育学应该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因此，国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翻译工作，而是在翻译的基础上，耗始自己编写大量的教育学著作。他们或“撷取其精华”或“参合折中之”。相继出版了一些我国学者自编的教育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