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教育世界》所刊登的《教育学》显示出来的气质重多偏向学理，阐发一种学说，章节中充满了哲学的推演，运用大量王氏在翻译过程中自己斟酌酌意译词汇，如“人间”“自然”“原质”“直觉”“留意”“可能时代”“自由时代”等。颇为遗憾的是，这本《教育学》当时没能入国人的法眼。对《教育世界》扶持最力的张之洞在教科书大规模翻译之前，为应付各级学堂教科书急需，曾抄送过一个书籍目录给省内外学堂，作为暂定中西学课程之教材，包括中学9种，西学(史地、理化、数学、动植物与教育等)72种。其中教育将的有3种：《教授学》《学校管理法》与《学校卫生学》①,均选自上海教育世界社1901年出版的《教育丛书初集》。而《教育学》也在此集中，张之洞不可能没有见到，只是他认为《教育学假既不足以承担起对教师进行职业训练的重任，又不能回答教育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如《江楚会奏》中所列具体问题),遂未列入。《教育学》因而失去了在学堂中大规模传播的机会，而着重介绍、演示五段教授法的《教授学》则在中国最早的官立师范学堂得以迅速传播。
除了《教育学》,王国维还曾在1912年翻译引介了《教育学教科书》,这是罗振玉1901年到1902年赴日本考察学务时带回来的教科书的一种，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教科书”。总论部分介绍教育学定义、教育种类、教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教育者及被教育者，本论部分则是教育之目的、方案、实行、手段四部分。风格与《教育学》大不相同，语言比较直白，《教育学》多理论的演绎，《教育学教科书》则多具体事实的叙述，以普及常识的面目出现。《教育学教科书》应是日本中等师范学校的教科书，而《教育学》则应该是高等师范学校研究教育学的学者的专著。可以说，王国维翻译《教育学》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兴趣，而翻译《教育学教科书》则多是出于对国内教育改革的责任和对《教育世界》的义务。对于他所从事这些工作，今天的研究者的评价基本是公允的：王国维及其主编的《教育世界》通过大量介绍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思想，开创了近代中国导入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及理论的先河，这对于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②
除了学者的引荐，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至1906年的留学日本热潮无疑也对赫尔巴特思想的传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加，1905年至1906年达到最高峰——8000人以上。从当时中国的形势来看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师范，如四川省就规定“在各县选派官费学生每县一名或二名，选送日本宏文学校习速成师范”。据统计，1903年4月到10月，游日学生毕业者共175人，其中习师范的有71人，全部为宏文速成师范或师范毕业生。1904年4月到10月，游日学生共毕业165人，习师范的共37人，其中29人为宏文毕业生。当时担任宏文学院教育学教习的是日本赫尔巴特学派重要人物波多野贞之助和褪口勘次郎。其中波多曾肄业于耶拿大学，师从于赫尔巴特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莱因教授。他的授课讲义曾由直隶、湖北等地的留日师范生整理、编印后，在国内广为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