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赫尔巴特的影响同样重要。他是最早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教育家，对20世纪初期中国建立新式学堂和发展近代师范教育发挥了无人可及的巨大作用。在当时，赫氏思想的传入主要假道日本，许多留日学生为求新知而去，又有一定的语言和专业能力，再加之大多数学子都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意愿，因此，翻译传播新知识的重任就落在他们的肩上。赫尔巴特的学说由于理论自身的合理性以及我国当时的现实状况，一直在普通中小学通行。它有如一条曲折绵延的河流，从清末一直流淌到现在，其间虽有暗流险滩，却从未干涸。
从赫氏理论的传入来看，它是与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出现密不可分的。1901年9月，清政府诏令各省、府、直隶州及各州、县将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①,发展新教育。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各地纷起兴学。而大量中小学堂的建立，急需大量具有新教育背景的师资。《江楚会奏》
第一折已预料到这一问题，并提出如下解决方案：“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而教法尤以日本为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望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学师范，以备回华充各小学、中学普通教习”②。于是，1902年前后，全国教育先进地区纷纷设立师范学校、派员赴日学习师范。“教育学”就是以此为背景，肩负着中国教育改革者的期望，出现在中国的教育舞台上，步入了中国学人的视野。而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便是在当时看来最为先进的以赫氏理论为主导的现代教育思想与体系。
具体来说，在翻译和介绍赫尔巴特教育学说方面，首先要提的是近代中国导入西方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王国维。1900年12月至1901年4月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了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恰逢当时国内教育改革呼声日高，而王国维的好友要振玉此时正在武昌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湖北农务学堂监督，颇受张之洞器重。《江楚会奏》前夕为满足张之洞在湖北进行教育改革的需要，1901年罗振玉酝酿“移译东西教育规制学说，为教育杂志，以资考证”③,于是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本教育杂志《教育世界》。为给《教育世界》筹备稿件，罗振玉嘱在日本的王国维留意日本师范教育及所用教材，而王国维出于自身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兴趣以及自身的学识修养，不从日本中等师范学校教科书中选择文本，而将眼光投向理论体系比较严密又颇具哲学味道的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刊《教育世界》九、十图十一册),带回国内翻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王国维深知赫尔巴特教育学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特色。在他的主持下，《教育世界》后又发表了《海尔巴特之兴味论》《海尔巴特派之教育》《德国教育学大家海尔巴特传》《德国海尔巴特派教育学会纪事》《兰因氏之教育学》《教育家之希尔列尔》等有分量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赫尔巴特的生平、主要教育理论以及赫尔巴特学派其他一些教育家的观点与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