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布鲁纳对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中有关语言和文化对心智功能发展的影响的了解，他开始认识到皮亚杰的理论过于自满和形式主义，并且其理论在心智发展理论中几乎没有给文化留下可以挥洒的空间。布鲁纳回忆说，虽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时的他都算不上是个维果斯基主义者，但是他认为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理论给予他解决当时困惑的灵感，为他思考心理学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同时，这种以“文化论”为基础的新研究对于思考教育问题有着极大的帮助。布鲁纳在为其专著《认知心理学》(俄文版)所撰写的前言中，真诚地指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从事认知过程研究的每一位心理学家都应该承认维果斯基的著作对自己的巨大影响。”
三、认知革命的计算主义倾向
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遭遇严重危机，出现了计算机倾向，布鲁纳将这种认知革命的思潮称为“计算主义”。计算的观点，关注的是资讯处理的问题，计算主义仿照计算机建立了心灵运行模型，根据这种模型，心灵的内部运行机制与计算机类似，它们都可以概括成对信息进行接受、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能够处理形式完整的概念，即良性信息，所谓“良性信息”,指的是不含任何模糊性，非常适合于精确分类规则的信息，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它也有弱点，因为认知过程常常是杂乱的，更是充满歧义的。布鲁纳认为，首先，心灵是信息处理机制，其次，它的信息处理模式是独特的，它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机器。计算机能够很好地处理“良性信息”,但是对于“不良信息”则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法，而人类心灵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处理“混融凌乱、歧义丛生、对语境及其敏感的意义建构过程”,这种过程建构的是高度“模糊”、充满隐喻范畴的系统。
认知革命中的计算倾向将认知等于计算，这种狭隘的认知观偏离了认知革命的初衷。布鲁纳认为认知主义原本该是一个视野宽阔的运动，充满对人性与意义的关怀。认知的基础是意义的生成与建构，他试图建立一种广义的认知概念，这种认知概念不仅包括感知觉、还包括直觉、情感、信仰、意志等高级心理行为。他对于认知革命的初衷遇到的世界的意义，然后提出有关形成意义过程的假设。这种假设关注的是人类用于构建和形成有关自己和世界的意义的符号活动。第二，促使心理学与人文科学、社会学科这些解释性的姊妹学科联合起来。①根据其最初的目标，认知革命需要的是心理学与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甚至法律学科联合起来。难怪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的早期成员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还有新建构主义的倡导者古德曼。在认知革命在取得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的同时，却也正在悄悄偏离着正轨——它在被分裂和技术化。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反而是计算主义。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人脑和计算机进行类比，大量的计算机科学中的术语开始进入了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人们可以用存储器、缓冲器、信息储存、信息提取等概念来描述人类的认知，人们开始借鉴机械智能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智能，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逐步成为心理学发展中的主流，将认知心理学变成了一门计算机科学，当初的研究重心由“意义”转向了“讯息”,显然，从意义的生成到讯息的处理，这些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布鲁纳认为，这是认知主义的不幸，认知主义虽有局限性，但仍有其合理性，问题出在狭隘的计算主义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