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手能从平地起，苍生休被吾徒误。读书爱国两无妨，文兼武。寻真理，在何处？离群众，有谁与？听良知命令，是非清楚。物我一诚通万有，工商实用非虚语，倘专科大学挂虚名，终何补？
——黄炎培：《中华工商学校校歌》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他首倡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在我国教育界、知识界形成风靡一时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民初的教育改革。”[6]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育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7]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其核心理念是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办学宗旨是服务社会、服务平民，训育方针是做人第一、敬业乐群，教学内容是注重实用、注重技能，教学模式是手脑联动、做学合一，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爱国主义是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总结教育理论的根基。他说：“且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8]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淞沪抗战时期，黄炎培与史量才、沈钧儒等人组织国难会到处演讲，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对站在台下的儿子黄大能突然发话：“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9]1932年，在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5周年之际，黄炎培谈道：“到如今，内忧外患，重重叠叠，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吾中华国族的运命，真所谓‘不绝如线’。吾们还在这里举行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一提到‘中华’两字，惟有痛心……痛心！痛心！痛死有什么用处？还是大家起来死里求生地干。”[10]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他在《抱一日记》中写道：“卫西琴著《新教育论》。其言曰：教育也者，以引出国民自有之良能本旨也。所谓良教育者，即以引出国民一切良能为事业也。”
黄炎培紧紧抓住教育的普及和平民化，触摸到了社会的敏感神经。旧社会广大民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第一要务是谋生，其次才是求学。他有的放矢地提出：“要推广平民教育，定要从他们生计问题上着手”；“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定要从职业教育上着手”[11]。“如果教育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中华来解决生计问题，后患岂堪设想？”[12]黄炎培的思想对旧的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挑战，有助于改变旧的教育脱离实际、轻重倒置、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的状况。
黄炎培积累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办学经验。例如，他提出了“工读交替制”“学习一贯互进法”“专科一贯制”的人性化教育制度。“工读交替制”和“学习一贯互进法”是帮助想读书而经济有困难的青年。“专科一贯制”则给学生较大的自主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就业或者继续深造。三者的实质都是“利用工学交替的形式将升学与就业联系起来，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的实际需要的教育形式，是一种普教与职教的沟通，初、中、高级教育互相衔接，正规学校与补习学校教育、各类培训并行的教育制度，也是一种工学交替的终身教育制度”[13]。这无疑是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中“勤工俭学”“就业指导”的先驱和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