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思义，无非分之得，无无限制之取。在己有苟完苟美之心，在人无不均不安之患，生于利即生于义，生于义即生于利，生与义利相调和，斯可谓善也。若只知贪利，罔克由义，而且藉辞于仰事俯畜之资，须知祀亲必求仁粟，以不义之财富供其父母，不可谓之孝；教子必以义方，以不义之财富遗其子孙，不可谓之慈。此尤今之世人所当深省而切戒也。
——张澜：《说义》
“四勉一戒”是张澜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用来教育子女和学生的思想准则。
四勉第一条是：“人不可以不自爱。所谓自爱者何？即爱己之身不使其为恶所污损，而使之常生长于善也。欲其生长于善，必先求所以养之。唯自爱者必养其仁义之良心，既不贪不义之生，亦不羡不仁之富。”
四勉第二条是：“不可以不自修。所谓自修者，就所学之已知已行者，而加以省察克治之功也。人能自修，则日进于贤，而不能自修，则日流于非辟。”
四勉第三条是：“人不可以不自尊。既使读书颇能勤学，为人亦知自好，而仅志在温饱，以得富贵为目的，亦是没有自尊心。自尊是不安于凡陋，而以远大自期。即孟子之所谓‘尚志’，高尚其志，不肯同乎流俗，就是自尊。”
四勉第四条是：“人不可以不自强。好勇近于自强也，然非学以明理，则其蔽乱；进锐近于自强也，然非志以节气，则其退速。自强之要，在于为善，故必本于学，自强之功，在能不息，故必坚其志。”
最后的一戒是：“而断不可以自欺。治人者必开诚布公，治心者必去私存诚。诚与欺相反，诚者无妄，诚者无伪，欺则伪。故不开诚者必欺人，不存诚者必自欺。欺人者，人多知而相与恶之；自欺者，则恒习焉而不自察也。”
四勉一戒，张澜决不是说说而已，也不只是用来要求别人，他是用自己的亲身行动来践行。张澜主持成都大学之时，此校的教授月薪都很高，几乎都有私家车和保姆。张澜贵为校长，却是在家务事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请了一个中年男工做饭兼看门。在这个男工的记忆里，张澜校长不吸烟，不喝酒，吃的很简单。
1947年10月，国民党强制取缔民盟，下令不准张澜出境。张澜此时年近80，重病缠身，却把秘密参加民盟的西南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捐来的大批经费全部转移，以致无钱就医。上海虹桥疗养院仰慕张澜之名，收他免费入院。[9]手握重金，居然无钱医病，这就是张澜的操守。他这一生从来都忠于职守，没贪污过一分钱，并把自己的钱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
1949年，在开国大典前，大家都在积极准备自己的着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列宁服。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却一言不发，毫无此意，大家都以为他事务繁忙，没时间准备，周总理甚至打算为他定做一件，然而却被张澜婉言谢绝了。在平时，人们看到张澜的时候，他总是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在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他依然是一身素衣长袍，与毛主席和周总理并肩站在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上。
张澜对长袍“情有独钟”，是有一段来历的。1903年，作为四川省官派留学生，张澜进入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临行前，张澜的老父亲连夜用蓝色布帘为他亲手缝制了一件长袍。他告诫儿子：“为人不能忘本昧良，终生布衣也是福。男儿当自立自强，自爱自重，读书不求高官厚禄，但求为民造福。”布衣者，平民也，张澜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一直保持着平民本色，被人们尊称为“长袍先生”。
张澜做官从教始终不置私邸，不是住在“公家宿舍”里，就是租借简便寓所，或者暂住朋友家中。1923年他才在南充的南溪口修建了一座很简陋的瓦房，算是有了一处私宅。新中国成立后，夫人刘慧征携全家来京，张澜对她说：“慧征，这一年来，我是住在民盟总部的。周总理听说你要来，吩咐政府安排好的宿舍，找了几处很大、很阔绰的房子，我都嫌太考究了，没要，要了现在这幢房子[10]，我看有这座小楼房也够住了。”深明大义的刘慧征完全赞同丈夫的决定。
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算为张澜配备一个保姆，却被张澜谢绝，洗衣扫地之类的家务琐事都由刘慧征亲自操持。国家副主席应该享有的每月二百元办公费，张澜从不动用，一切开销都用工资支付。1955年2月张澜逝世后，夫人刘慧征迁回四川老家，子女将住房退还政府，不再占用。
就这样，张澜用自己事业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懈地践行着“四勉一戒”。“四勉一戒”对于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来说，是极大的精神力量。许多人受到这个信条的鼓舞和推动。有一个姓沈的青年，积极追随张澜，在学习了“四勉一戒”之后，特意改名为沈自强。“先生之‘四勉一戒’，细思忖之，又何尝不是我中华民族，我泱泱大国之精神的鞭策！”[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