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五个人，对于立达这五岁的孩子，仿佛是接生的产婆。这孩子的长育，虽然全靠后来的许多乳母的功劳，但仅在这五周年纪念的一天，回想他的诞生的时候，我们五个人脸上似乎有些风光。
——丰子恺：《立达五周纪念感想》
民国初年，蔡元培发美育之先声时，丰子恺正是溪西两等小学堂二年级学生。在这里，他能感受到美育思潮对乡村教育的波及。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丰子恺开始了自己的从教生涯，与同学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西洋画教师，开始踏上艺术教育之路。同年冬，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与刘海粟、姜丹书等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中华美育会”，并于次年4月创刊出版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刊物——《美育》月刊，丰子恺为该杂志的编辑。此后，丰子恺先后在上虞春晖中学、吴淞中国公学、上海立达学园、桂林师范学校、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重庆国立艺专等多所学校任教，辗转半生。1943年秋辞去教职，结束了近20年的艺术教学生涯，在家专心著述。
在20年的教学时光中，丰子恺固守着一方宁静淡泊的天地，在三尺讲台上引领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去探索这个泱泱生机的世界、大象无形的美。他珍惜每一次授课的机会，作充分、认真的准备。至今，他对于授课尽心竭力的认真程度还被许多老师、学生传为美谈。
记得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时，丰子恺任教务主任，并教授学生美术课。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完成静物写生，丰子恺到处收集静物标本。有一次，丰子恺打算让学生画蔬菜，于是他让厨房师傅阿利代买。他嘱咐阿利，买几棵苍老、瘦长而色泽优美的白菜回来，但阿利硬是买了一捆肥胖而外叶枯黄的黄芽菜。这当然不合丰子恺的心意，于是他又亲自去买了一趟，才算是得到了心仪的蔬菜标本。
还有一次，同样是为了作静物写生，丰子恺特地去陶瓷店买瓶子。店伙计见他选来选去，还以为他对瓷瓶的质量不满意，于是就主动拿出一只金碧辉煌的细瓷花瓶，笑着对丰子恺说，这只花瓶是最精致、最好看的了。但丰子恺看了一眼，便觉得它造型拙劣、花彩落俗。就在此时，他发现了陶瓷店的角落里有一只瓷质粗糙、满是灰尘、但线条轮廓却自然美观的瓶子，他立刻决定买下。店伙计赶忙告诉他那只瓶子是漏的，买回去没法用。可丰子恺偏说，漏的不要紧，他就买这只。说完付了款便离开了，留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店伙计。
在春晖中学，丰子恺一人承担着绘画、音乐、英语三门课程的教学。后因教育主张的不合，春晖的许多教师集体辞职，丰子恺也在其中。他们决意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意愿办一所学校，这便是立达中学。
“立达”两字，取义《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丰子恺和其他老师一起，在学校创办初期艰苦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条件下，为美育教学事业无悔地付出。
立达中学初创期间，物质基础很差，所谓“中学”，其实只有两三张板桌和几条长凳。那时丰子恺白天仍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等那边放了学，吃过晚饭，就乘电车，从市区的南端赶往北端，来到老靶子路的房子来筹办建校工作。没有电灯，他们就点上一盏火油灯；夜里饿了，就从身上摸出几角钱来，请校工买些酒，烧些面充饥。直到深夜，再乘电车回到他的寄宿处去睡觉。后来，因为房租太贵，他们就雇了一辆榻车，把“全校”迁到小西门黄家胭。丰子恺回忆说：“在那里房租便宜得多，但房子也破旧得多。楼下吃饭的时候，常有灰尘或水渍从楼板上落在菜碗里。亭子间下面的灶间，是匡先生的办公处兼卧室。教室与走路没有间隔，陶先生去买了几条白布来挂上，当做板壁。”[1]
丰子恺和同人们一起，勤劳奔波，为立达中学的建校付出了巨大精力，为美育教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刻苦、坚忍、谦虚、知足、不功利的精神，着实让后辈钦佩。
在从教生涯中，丰子恺不论是担任国文、音乐或是美术的教师，从来都不闭门造车，而是紧密联系时事，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教学工作，培养人才。在桂林师范学校教课的日子里，抗日救国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主题。丰子恺多次在课堂上对学生讲：因为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我们决不该悲哀失望，要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那时离桂师不远的永福县苏桥镇，驻有从抗日战场运送下来的国军伤兵。桂师学校领导组织老师和学生大约每月去慰问他们一次，给他们讲故事、唱歌、补衣服，与他们谈心，并在街上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丰子恺亲自带头画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宣传画，并带一部分优秀学生做过不少抗日板报的宣传工作，他表现积极，为人师表，从不言苦说累，身体力行地教育学生。
丰子恺就是这样一位艺术教育的佼佼者。他用自己的丹心热血，为教育理想执著坚守，在三尺讲台上熠熠生辉，并且让教育走出书斋，紧随时代，用言行教导学生人道和爱国，一片丹心，殷殷可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