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中学里教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意永远做“孩子头儿”。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在《我怎样写〈赵子曰〉》中，老舍曾提到自己“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实际上，老舍不仅从事了多年的教育工作，他的许多作品也和他的教育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老舍在从事中小学教育期间发表的作品数量有限，但其后创作的一大批作品都能看到他那一段教育时光的影子。
老舍最初的创作冲动和作品的题材，都来自他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他的短篇小说试笔《小铃儿》，写于在天津南开学校任教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情绪、天真而莽撞的小学生。这一人物形象，显然是从他的小学教育经历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一向被他看做是文学创作肇始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则自谦是利用在教育界做事六年的经验凑成的。小说以一个混迹于教育界的流氓恶棍借教育营私，贻误乃至毒害青少年的种种丑行、恶行为线索，抨击了民国初年基础教育由旧向新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怪现象，堪称一部民国初年教育界的《儒林外史》。老舍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中的“人与事多半是真实的”。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因此，书中的人与事才那么拥挤纷乱；专凭想象是不会来得那么方便的”[4]。而且，据老舍友人回忆，《老张的哲学》中的那位学务大人“南飞生”，就是老舍按照自己任劝学员时一位同事刘北巡的名字，采用“对比”方法“命名”的。[5]1929年，老舍由英国回国途经新加坡，在当地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根据在新加坡的教学经历创作了长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他说，当时“我是在一个中学里教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意永远做‘孩子头儿’。”老舍在成为职业“写家”以后的创作历程中，仍然难以忘情于那支他主动舍弃的粉笔。在他的那部具有抗战史诗意味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他“聚焦”的那一“世”祁家三兄弟的身上，可以说汇集了老舍前半生的人生体验：老大祁瑞宣是中学国文教员，老二祁瑞丰是日伪时期教育机关的职员，老三祁瑞全是血气方刚的中学生。在三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似乎也渗入了老舍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类似的人生历程、曾经扮演过的类似的社会角色的评价：肯定、颂扬了清高而无奈、最终成长为抗日民主战士的国文教员；唾弃、鞭笞了腐败的旧教育官场滋生的种种无聊、无耻的人物和习气；对于走出梦想，为了民族大义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青年学生则表现了艳羡、挚爱之情。可见，教育经历不仅给了老舍一个观察社会的角度，而且也成为他多部作品的大背景。老舍通过文学创作，一边追忆自己曾经的故事，一边道出自己对社会与现实的深刻思考。
这种联系更深沉地存在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存在于老舍具体的写作生涯之中。在他的作品中，似乎总有一个循循善诱、妙语连珠的语文教师的身影。他表示“愿意永远做‘孩子头儿’”，其中大约也包含着希望一直以一个亲切平易的教师的身份，充当小说叙述人的意思。也是在关于《小坡的生日》的创作谈中，老舍又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语文教师的“习气”，他委婉地批评当时他所教过的一些新加坡的中学生喜欢乱用新词：“他们捉住一些新思想就不再松手，甚至于写这样的句子：‘自从母亲流产我以后’——他爱‘流产’，而不惜用之于己身，虽然他已活了十六七岁。”[6]这更像是一段语文教师批改作文的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