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对学校改革很用了一番心思，他根据现代学校的规则和学校发展的需要，改进了附小的招生制度。当时“一师”附小的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学校有七个班，规模在三百人左右，招生范围是湘中各县。毛泽东取消了这些限制，使招生覆盖全省各县。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录取新生，由主事依据旁人的介绍和推荐独自作出决定；现在则要召开校务会议，以学生考试分数为根据，集体讨论决定。除了招生正规化外，毛泽东还注意保持招生的灵活性。当时的社会信息尚不通畅，交通也不发达，发榜以后，还有学生请求报考。毛泽东会再次召集校务会议，大家集体决定是否录取。20世纪初，学校尚不能完全规范化，其时读小学的并不一定是孩童，毛泽东自己进东山小学时就已经17岁了。他考虑到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了给工农子弟更多的入学机会，提倡放宽入学年龄。
毛泽东尤其能理解经济困难的学生的苦衷。他从管理学校庶务的毛泽民那里了解到一些家境困难学生的情况。比如，一个肉摊小老板整体的家庭情况完全可以让孩子读得上书，但是学生在入学时必须一次性缴清学费、杂费和膳食费，这就让小老板为难了。毛泽东着眼于让更多的孩子能上学，研究学校的开销，决定允许学生分次交齐各种费用，并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免收各种费用。这个决定，使一批渴求知识的学生得以进入课堂。
有些学生从附小毕业没能进入中学，还有一些外校失学的学生要求到附小插班复读，以备升学。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附小高小部开办“成年失学补习班”，设有国文、英文和算术等课程，与附小的“民众夜学”同时开展活动。毛泽东利用他在“一师”读书时办夜学的经验，同何叔衡等人亲自授课，结识了许多青年朋友。当时江苏吴县有个学生叫许志行，高小没毕业就到长沙一家五金玻璃店当学徒，三天后逃走，流浪街头。毛泽东在为“驱张运动”而赴京时遇到了这个穷苦但有上进心的青年，给他路费回家暂作安顿。为了让许志行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毛泽东任附小主事后，让他到补习班上课，并为他负担费用。在共同的读书生活中，毛泽东成为许志行的知心朋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邀请许志行任宣传部交通局助理。毛泽东除了给学生以知识上的滋养，还注意将他们引领到更宽阔的事业中，指给他们一条生活的道路。
毛泽东爱护学生，认为学校是冶铁洪炉，学生即使是顽铁，也是可以炼好的。如果要开除学生，必须取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同意。1920年，附小第十四班招收了一名叫钟化鹏的插班生。钟化鹏原来在湖南沅江县立第一高小读书，由于反抗学校的恶劣风气，顶撞了校长和训育员，被县知事开除。他来到附小求学，毛泽东很关心，经过考试和校务会议研究，接收为插班生。第二年毕业时，按规定插班生要向原来所在学校调索学年成绩，但原校不给。毛泽东知道后，即以附小名义去函，从沅江高小调来了钟化鹏的成绩，并帮助他进入师范部，在第二十二班就读。[8]
毛泽东在附小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学校里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面向基层，重视基层，为基层的学子创造教育机会，提供发展道路。他尊重教育领域一个最重要的道理：人有出身，但心却没有，心灵通过学习而有属于其自身的成长史。这些学生的基层经验，一经融化到文化世界中去，便会开发出丰富的想象和坚定的意念。毛泽东的教育理念，与他个人的出身和学习经历有关，更与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总结出的“民众大联合”思想有关。就任主事前一年，毛泽东反省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毛泽东最终的理想是通过民众的联合找到“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9]。20世纪的中国要完成建设国家的任务，必须经过凝聚成国家这一步骤，毛泽东式的政治话语就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中。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在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极其重视民众中蕴蓄和发挥出来的力量，我们在毛泽东短暂的附小岁月中即可看到这一思想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