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教学和管理中，他打通学校内外，透露出极其乐于而且善于做联通上下的工作，让大家体会到“世界是我们的”，从而进入“做事要大家来”的氛围中。从毛泽东的大教育观的视野中完全可以看到他此后事业的端倪。20世纪，人们的知识、观念发生着变化，而在只能以“打”的方式实现天下公道的情况下，“力”“势”都要表达在“理”的范围内，所以，重新收整人心是打天下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将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完成一名准教师的任务，他面对的是对民、军、政全方位的社会动员任务，他对军事提出政治要求，加强士兵文化教育，就包含着一种让“力”走上“理”的轨道的意思。读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会读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谦虚同时也是自信的话，我们会看到他在1929年为红军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包括“士兵政治训练问题”，他细致地写明：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3]我们还会看到他在1939年这样鼓励边区的小学教员：“你们是新人，都有新气象，正像抗大、陕公的同学一样。这种气象是民族的新生，是革命的生动力量，这是非常宝贵的。只要你们努力，在工作中学习，你们中间一定可以出尖子，出道理懂得多的人。你们是不是将永远做小学教员呢？那也不是。你们办学校，可以研究教育方法，可以创造道理，创造新的教育法，变成一个教育专家。”[14]细细品读，我们会在毛泽东对干部、对战士、对教师、对民众的各种讲话中找到那位附小主事、夜校老师的形象；当毛泽东对“新人”充满期待，乐于接受“导师”这一称谓的时候，我们会将此联系到毛泽东成长于其中的那种求改进、求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的氛围。想到这些，我们会不会对他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教育事业”有更多的理解呢？我们不正是看到了那个自认“最适合于教书”的青年毛泽东吗？
1921年夏，毛泽东受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结束了短暂的附小岁月。从毛泽东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即将脱颖而出的职业政治家的心路历程。他不仅从小学教师的角度看世界，而且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名小学教师应该有什么作为，所以，他思路宽广，活动频繁，并不拘束。大思考不是负担，这些与国家有关的大思考直接转化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在这段时间里，他有着一种战斗的风格和“只争朝夕”的精神。他的这些经验直接延伸到离开附小后创办自修大学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过程中。在教小学的这段时间，他与杨开慧结为夫妻，开始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他团结了一大批朋友，这些朋友将是未来革命事业中并肩战斗的同志。他把社会带进课堂，同时自己投入社会，他以自身的实践在社会和课堂、学校之间做纽带和桥梁。这期间，他继续和新民学会的朋友们通信交流讨论会务，而学会由以学术为重渐渐转向以改进社会为理想；他继续在由他发起的湘潭教育促进会中发挥作用，提倡教育者通过教育理论和方法的进化促进社会的进化；他发起文化书社，将各种新书刊推介给大家，并在各地建有分社，建成当时销行新出版物的最有力的机构；他坚持办夜学，亲自授课，宣传“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他两赴安源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领导工人事业的经验；他开始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正是在此期间，他从附小出发，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附录
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