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通盘的社会改进的角度，强调学生尤其要通过接触实际的生产生活以了解农村，因为学生多散布于农村，毕业后若能顺利地进入农村发挥作用，十分有利于提高地方的治理水平。在担任附小主事期间，他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一师”附小设置了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种菜、养殖，印制信纸、信封、作业本，既增进了对社会生产的了解，又提高了生活能力。毛泽东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师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在毛泽东的大教育观中，学校与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枘凿，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他进而提出：“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11]毛泽东属于新文化运动那代人，因为触及文化本身，所以主张的改革不是枝枝节节，而是要有一个整体的疏通和全面的更新。可以说，他的教育观包含着大开大合的思考，堪称大教育观。这些至今仍是具有生命力的教育理念。
毛泽东用“世界是我们的”鼓励大家亲近社会，将世界作为个人成长的舞台，树立远大的理想，具备宽广的视野。“世界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关心世界。一旦关心世界，就发现世界超出学校的围墙而属于天下人。于是，“做事要大家来”就意味着要团结所有的人，而团结人就先要了解人，这需要个人具有大心量和大智慧。古人说：“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毛泽东的教育工作起于“大志”，但在入手处，十分强调从此时、此地的身边事做起，从基层做起。这个教育思路和他个人的学习风格有直接关系，他怎么学就怎么教，怎么做就怎么教，直率透脱，对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而言极具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