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
——毛泽东：《致向警予信》
1920年6月，湖南五四运动风潮之下的“驱张运动”告一段落。作为运动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开始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的校长。三个月后，他即聘请曾为“驱张运动”奔走效力的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知道，毛泽东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三年前“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在全校34名当选者中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1]易先生也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活动组织者。在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他心很细，创立了“纪事录”制度；他胆子大，当年遇到兵灾，果敢地组织起学生自愿军保卫学校，并且靠着几杆枪就机智地震服了一支三千人之多的溃军；毛泽东坚持办夜学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毕业之前，附近工厂的工人都知道“一师”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还知道，“一师”附小的学生是熟悉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中毛泽东组织学生分赴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他在附小作演讲时不让大家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老同学”，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学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老师；在大家中间有威信，又善于为大家服务，便能做一位优秀的小学主事。这也许就是当年易培基先生聘任毛泽东的理由吧！
做一名小学教师，并不脱离毛泽东的个人规划。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有做教师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2]1918年，也就是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那年，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建议新民学会的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发展：“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3]几乎在同一时间，蔡和森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同时就此提出建议：“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并认为学会中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4]。其时的中国，学校是个新事物，是一个能形成文化认同并且上下左右联通的大系统，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泽东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学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发展团体，巩固社会改进事业的根基。至于毛泽东个人暂不考虑留学而专心在国内发展的决定，则是在任主事前六个月作出的。他认为给世界作贡献亦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5]。那么，毛泽东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老师呢？他对以教育为职业是作了长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际，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目下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了“教育事业”。
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颇具见识的知识分子。他一年前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中一面鲜明有力的旗帜，受到了李大钊的称赞。他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四个月前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鼓舞。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陈独秀谈信仰的那些话，在他一生中这个关键性的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有着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不主张朋友们“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是客观的道理，关于社会的“主义”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是启蒙过程中个人要学习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见。从此，匹夫之责要在“主义”中表达出来，“主义”之下的诸友人不应该一起遣散闲情，“主义”团结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6]。“主义”通过学校可以成为众人的共识，这必定是毛泽东的想法。彼时的他已经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愿为社会和民众效力的志气、乐于践履实行的锐气、求通求变求上进的朝气来到“一师”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别开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