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邓稼先图片传略》
1948年10月，邓稼先考入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他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科技水平与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这种感觉使这时的邓稼先增添了一份玩命似的勤奋，减少了一些过去的潇洒气派。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1950年8月20日，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邓稼先就取得了普渡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26岁的“娃娃博士”。
当时，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他到英国去继续做深入研究，这为他成为物理学界的前瞻性学者和摘取科学桂冠提供了极大的现实可能性。然而，这位东方赤子没有任何犹豫和动摇，婉言谢绝了德尔哈尔的好意。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1958年，国家在经过了几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后，毅然作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而邓稼先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折。邓稼先从钱三强那里接到任务后回家，只是告诉妻子许鹿希“我要调动工作了”，至于调到哪里，去从事什么工作，他都不能说，他所能说的只是“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了”[4]。紧接着又用坚定而自信的语调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从各种报纸杂志等信息材料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于神秘清冷的九院和荒凉的大漠戈壁。
可以说，邓稼先不仅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帅才。28年的时间，他隐姓埋名进行中国的原子弹核武器研究，带着28名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核物理课程，核物理对于这28名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所以，邓稼先就亲自当起了他们的“扫盲”老师，一切从零讲起，带领着他们探索原子弹理论的神秘世界。那时的外文资料非常有限，一般只有一本，邓稼先就组织大家采取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的方式学习。而且由于条件艰苦，科研人员只能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九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总是跟班指导年轻人进行运算。但他也同样注意研究工作的劳逸结合，经常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木马游戏，使他们得到少许的娱乐。
“两弹元勋”邓稼先因意外遭受严重核辐射而患直肠癌逝世。我们已无法想象当年的艰难困苦，然而，当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感受到原子弹、氢弹爆炸所赢得的科技大国的那份自信与荣耀时，当今天的国防建设者们还在翻阅邓稼先弥留之际与于敏合著的那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时，当我们想起他临终那句“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的叮咛时，再度回顾邓稼先接受任务时与妻子的那段对话，那种不畏艰难、勇于献身的精神更加让我们敬佩。许鹿希女士那句“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也更加让我们感动。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这是邓稼先逝世后，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上将写下的一首悼词。回首邓稼先走过的非凡一生，我们的确应该为中华民族孕育出这样赤胆忠心的科学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的名字必将为灿若群星的中华好儿女再添光彩。正如杨振宁在《邓稼先》一文中所说：“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