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学科学的，我是怀着极大兴趣来学习研究原子核物理的。科学的任务是不断探索，不断发现未曾发现的奥秘。我渴望获得并掌握核物理科技的前沿成果。
——祁淑英、魏根发：《邓稼先》
从北京逃亡昆明之前，邓以蛰曾经对邓稼先说过这样一番话：“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父亲凭着个人经验说出的话并不能表明他就是“唯科学救国论者”，但这句话却在邓稼先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41年秋，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果然学习了父亲所希望的科学。
梅贻琦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曾讲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的西南联大，确实是这样一所高校。物质条件虽清贫不堪，各路大师却云集在此，物理系当然也不例外。相对稳定的环境，名师的认真授课，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刻苦，与杨振宁等高年级同学的潜心探讨，邓稼先的功课突飞猛进，不仅基础学科学得扎实，课外知识也非常丰富，经常拉着同学讲《简爱》《基督山伯爵》等外国小说，还曾和杨振宁一起在西南联大校舍旁边的大树下背诵《吊古战场文》。此外，他还热情、耐心地帮助低年级的同学。
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作为大后方的昆明也受到了冲击。“民主在昂扬，历史在前进，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中”，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宣言中的这几句话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此时的邓稼先，一方面继续刻苦研读自己的学业；另一方面保持对政治的高度关注，经常翻阅《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交往。在一次以“救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为主题的讨论会上，邓稼先十分坚定地说：“看来关键是政治。”于是，邓稼先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面对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意欲发动内战所制造的混乱局面，没有立刻回北平，而是选择了到昆明文正中学和培文中学当一年的数学教员，一边借助学校的资源传播知识的火种和民主和平的思想，一边亲身加入到争取民主和平的革命斗争中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的介绍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这一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在他的政治生活中无疑是一次重要的事件。
1946年秋，邓稼先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后，参与民主运动的热情依然不减。1946年12月，声势浩大的北平学生抗暴运动，就是在邓稼先等人的组织下取得了巨大胜利。此后，他更加频繁地接触地下党组织，并被选为北京大学教工联合会主席。他经常把父亲的留声机搬进宿舍，以“听音乐”的名义为北大“民青”组织的小型聚会作掩护。
从听从父嘱“学科学”到后来认识到救国的“关键是政治”，这似乎是邓稼先成长过程中观念的一次转变，但实际上，不管是他投身进步民主运动，还是献身中国的核物理研究，“科学”“政治”与“救国”早已在他的脑海中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是他一生行动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