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胡适，1920年于北大所作题为《提高和普及》的专题演讲
胡适对北大的“提高”可谓披肝沥胆、殚精竭虑。对北大怀着深重厚爱与殷切期望的胡适早已在心中认定：“现在中国只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他不再满足于在教学上独善其身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是主动借鉴自己早已烂熟于心的西方大学的管理制度与运营模式，决心不惧环生险象，不计难易得失，将手中“利剑”对准中国旧教育体制的“咽喉”，在北大新教育的大政方针甚至体制改革的细节措施上处处呕心，时时费力。
每年的开学典礼，胡适几乎都要发表讲演，重申他对大学在“提高”上的殷切期望。如1920年9月他抱病参加新学年开学典礼，作了《提高和普及》的专题讲演。他说：“我从1917年来到本校，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一年得一年的教训……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他明确指出：“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11]他再次强调：“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12]
1921年9月，胡适又数登蔡门，“谈大学进行事，决定‘破釜沉舟’的干去”，并感慨“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随后，他便置一长信，就“预科改良”及“非试验班的预科新生办法”等问题提出详尽提案。按照他的改革方案，办“试验班”将把原来的两年预科变为一年。“一年修业期满时，与二年级预科生受同等的考试。及格者，得升入本科。”[13]预科缩短一年，本科毕业后则加长一年为研究科。这一切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在提高北大学生高等学问的研究能力上。当时的北大在学制问题尤其是预科与本科衔接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难点，而正是因为“现在的预科学制实在不易改革”，胡适才更加看重这个改革方案的“实验”性质。蔡元培阅后表示：“胡先生提议各条，元培均甚赞同”，并向教务会议提请议定。然而，胡适的预科改良实验依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不幸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