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蔡元培70寿辰之际，上海政治、金融、文化、教育各界代表纷纷前来为其庆生。蔡元培当着众多宾客讲了这样一段话：“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年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做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他幽默的发言使在座听者一听为惊，再听而悟，听完后均为之大笑。[11]蔡元培以做“错”事来笑答大家对他的祝福，而这所谓“错”事也是他心中一生可以为之坚持的最对的事。蔡元培是一位谦谦君子，有着教育家固有的儒雅气质和宽厚的胸怀。“慈祥恺悌，谦光中流露至诚，是先生对人的感化。‘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是先生的风骨。”[12]蔡元培对许多事情的态度是谦逊、温和的，但对自己抱定目标的事情，却又是如此的坚持，如此的义无反顾，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即如是。
蔡元培提出的诸多教育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他向来非常重视健全人格的教育，主张“五育”并举，即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最初版本。出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拟定的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作为教育者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培养受教育者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公民。他在幼儿教育方面提出“尚自然”“展个性”的主张；因为有了他的到来，北大首开招收女子入大学之风气。蔡元培主张“教育独立”，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予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从中小学到大学，无论身为教员还是校长，蔡元培对教育事业始终抱有那份无法割舍的执著，这份执著源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源于他“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理想。相对于疾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这是春风化雨式的文化启蒙，这也是他献身文教事业的一个原因。在晚年，蔡元培致力于实现其“学术救国”的抱负。创立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一直是几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在蔡元培的筹划下，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辞去一切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1940年逝世。在他的精心领导下，中央研究院先后设立了九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培养了大批科学研究者，为我国近代科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学不厌，教不倦”是蔡元培一生的写照。他三度旅欧，研究、学习西方学说。他在巴黎拜访过居里夫人，在德国看望过爱因斯坦。1908年至1911年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了整整三年。他出国并非为获得文凭，而是希望通过在国外的学习更深刻地思考中国的富强之路。他所听的课程非常广泛。“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13]蔡元培“邃密旧学”，而又“融会新知”。他继承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吸取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粹所在。其日后主持全国教育行政，领导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