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灵的深处。
——陶行知：《陶行知论德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行知看到因战争失去父母或家庭的难童中有一些人有绘画、音乐的天赋，却因战乱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觉得十分可惜，心痛不已。1939年7月20日，经过多方努力，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7]。学校对学生不收取学费和生活费，因而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行知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陶行知因而被称为“穷孩子的保姆”。
育才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在战争的烽火里流离失所、孤苦伶仃的难童，少部分是当地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来到育才读书，都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学校的经费大都靠募捐和陶行知的稿酬而来，虽然困难重重，但陶行知仍竭力维持，并且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陶行知继续开展“生活即教育”，重视儿童的参与和创造力的培养，将学生按特殊能力和兴趣分别编入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和自然组，并且聘请了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任教，其中许多人都是到校义务任课、作讲演或讲座。在这座沉寂数百年的古刹，随处可闻琅琅书声、幽幽琴音。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两次应邀到育才学校讲学。在他写的一篇文章《记古圣寺》中谈到他讲学时发现了育才的奇迹：“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时局，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明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的创作；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8]
陶行知作为老师，将中国传统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提倡教育不是教师的一味灌输，并且希望学生能养成每天反省的习惯。陶行知要求学生每天要做到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此外，在他眼里，教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民主和平等，反对教师体罚、讽刺学生，针对那些无视学生创造力甚至用粗暴手段压制学生创造力的教师，他愤慨地抨击道：“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