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州时，梁漱溟强调师生要成为一个共勉向上的团体；在广州，他更强调要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梁漱溟发现，人们普遍把学生时代看做一个短期的预备时代，专门读书，不做其他任何事情，这就使教育脱离生活而成为单独的一件事情。为了避免片面教育的弊端，梁漱溟希望在学校改革中，打破学生的被动地位，最大限度地使用耳、目、心思、手、足，锻炼出实实在在的本领。与曹州办学的主张一样，梁漱溟的改革措施注意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状态，包括减少校内杂役，使学生在学校内还能学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生出对生活的兴趣；减少学校职员，学生自己动心思照料公共事务；废除贸易部而代之以消费协会，由学生自己经营，学习做事。梁漱溟认可并发挥以班为单位的管理方式，比如，他提出一个班要有一个厨房，由那一个班的同学自己去解决他们的伙食问题。每个班的班主任不任课，专门负责班级领导工作；学生生活要有条理，坚持每天写日记，并将日记交给班主任，让班主任对学生加深了解。在学生的学习上，梁漱溟认为一面讲一面听的教授法让师生都很苦，提出减少上课时间，增强学生自修的功夫。
在广州时期，梁漱溟已经不再像曹州时期那样将中学定位为大学做准备，而是就着学校的既有建制来实行改革。此时的梁漱溟对师生关系有了新的见解。学校作为一个机构，要运行得顺畅，就要有“体”，立起这个“体”，学校的事就有“事体”。学校的“体”，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如何架构教职员与学生的关系。梁漱溟思考此问题的起点是：第一，避免学校分裂成治者与被治者。第二，学校与国家不同，在国家里，公民之间以法律为中介形成平等的关系；而在学校里，师长要对学生实行领导，这种领导基于成长的事实，是合理必要的，并不与法律上的平等关系相违背。梁漱溟期待的局面是先生领导下的学生自治，“在先生的领导中使学生自己能够造成一种秩序，并且能够维持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这种秩序”。这里表明了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也宣示了一种教育技巧。按梁漱溟的举例，图书馆的约则尽可以由学生商量着定，经过先生同意便可施行，若有违约者，则由大家劝诫惩罚。这样就把管与被管的界限消融在共同向上的生活中。
1940年的梁漱溟，这位曾经的乡村建设派领袖，已经涉足上层政治，成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与诸友人成立了民盟。这一年，他在重庆创立了勉仁中学。
梁漱溟在广州一中时期就开始反省学校与社会的脱节。在那一时期之后，他提倡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系统，将教育纳入社会运动中来，本此理念，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设立村学、乡学，实践新型的政教合一。他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变革时代中的教育要有大教育观，不从中国问题出发，不配合建设国家的事业，就教育谈教育是没有前途的。
梁漱溟的这三段办学经历，虽然面对着不同的环境，但就他自己而言，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思路，即以学校为交友上进的团体，依儒学做真实全面的教育。梁漱溟在办学过程中努力沟通学校与社会，与他当时认为中国处在“社会改造期”的判断有关。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学校之设，在避去复杂纷乱许多无用乃至有害的刺激，而集中精力以求学习上修养上之经济有效”，而在社会改造期，“既郑重在生产大众，而于此生产大众万不能使之脱离生产行程而教育之也”[5]。并且，改造期重在除旧布新，风气、习惯、组织、关系的转化，都在于社会上的多数人由被动转为主动，此时的教育必须联通社会以求进步。梁漱溟曾在1933年拟定一个《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改变社会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与学制系统分离的局面，将社会运动纳入教育系统中，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这个规划的思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梁漱溟在曹州时就图求“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时至今日，这条路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