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将学校看做一个交友的团体，由此，教学相长在他这里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办学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也是自己求友，梁漱溟坦诚地说：“学生社会固常不出堕落烦闷两边，便是我们个人何尝能免于此？”“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不管对于老师还是学生，“人生始终是有所未尽而向前走的，即始终是有赖师友指点帮助的”，所以就要不滞于师生身份的限制，“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教育的开展就是把我们看到的人生大道推广开来，互相印证和接引，正如梁漱溟所说：“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朋友。”“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本着求友交友的心来办学，梁漱溟对家长作了允诺，读来令人感动：不使学生“有什么说不出的痛苦”，“绝不致学生们有什么生理上的病态或心理上的病态而我们不知道”[2]。
要成就一个朋友团体，彼此自愿的意思就要多些。梁漱溟打算让学生们负责起零碎的校务活计，尽量少地雇用校役。这样，劳动也就成了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同时，通过自理、共治而增进共学、共进的态度。在梁漱溟的设想中，入学的人并不按照硬性规定的一个标准缴学费、膳宿费等诸种费用，而是请来学者及其家庭量力出资。不论怎样，学校对学生的待遇并没有分别。只有在预算不足时，学校才向家长征补。这就表明入校求学不是来做买卖交易，而是彼此团结在共同的、更大的志向之下。梁漱溟作出这一设想，也是考虑到当时求学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成了为有钱人服务的机关，普通家庭无缘享受教育。他在1923年，也就是接手曹州中学高中部一年前，曾经在该校作过一次讲演，对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提出深切的责问：“教育家！你希望人人都受教育吗？你果然是，你就应当先来改变这个制度。”[3]一年后，作为高中部的负责人，他就着自己手头的工作，认为增进社会的平衡也可以先从开放教育做起：“根本上经济改正的要求我们自然很承认，但以为应先从发达社会上公共事业，开放得容一般人在消费享受方面多有同等机会为入手一着；而这些事业中，尤以教育应当最先着手提倡。”
1925年，也就是接手曹州中学一年后，梁漱溟退出。此后三年，是他静下来自修思考的时期。1928年，梁漱溟已经考虑乡村建设的事，并在广州试办乡治讲习所。他在此时接手广州省立第一中学的工作[4]，是着眼于讲习所的发展：一来中学给讲习所提供地方，二来讲习所老师和一中教师可以通用，这就容易节约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