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效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张伯苓：《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
南开中学成立以后，学校成为张伯苓的第二个家，学生成为他的精神寄托。张伯苓从外地归来，总是不先回家而是先去学校看望师生。平时在学校，他经常到学生宿舍或教室走走，找学生谈话。作家端木蕻良回忆说：“大概是我在高一那年，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校长办公室的信封和信笺。开头称我‘京平弟’，下款是属‘张伯苓’。我那时，才十七、八岁，我认为称我为‘同学’就可以了。信中约我在约定时间到校长办公室来谈谈，没有别的事。到时候，我按时前去，屋里没有别人，校长顺便问我的籍贯和学习情况，他更注意的是问我课外读什么书。我告诉他，我读老舍作的《老张的哲学》，他点着头，脸上露出笑容，并且夸说他写得好。在我印象中，他好像不大提到文学似的，所以，没想到他也看了这部小说。接着他又问我，最近蔡元培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青年问题的文章，问我看过吗？我告他发表在《中学生》上，我已看过了。他便问我文章的要点是什么。我说蔡先生要求青年要有骆驼般的韧性，蜜蜂般的辛勤，第三条我现在忘记了。那时，我把三条都说对了，老校长非常高兴。他还问我看过蔡先生别的什么文章。我告诉他，我读过《以美育代宗教说》《劳工神圣》等篇。他听了频频点头，老校长说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教育家，他主张‘科学和民主’，言外之意，是对蔡元培表示佩服和尊敬。”[6]
早期的南开中学，新生一入学，张伯苓很快就能记住学生的名字，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还和教育、斋物等管理部门的人员比赛，看谁记住的学生名字多。他还经常把学生请到自己家里玩，做家常饭给他们吃。周恩来曾回忆说：“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张伯苓视学校如家庭，视学生如子女，南开学生对他不仅尊之为师，且亲之若父，师生亲爱精诚，如同手足，所以，南开一直有‘家庭学校’的美誉。后来学生多了，不可能经常请去家里吃饭了，但他仍然定期找些学生代表座谈。”[7]
张伯苓十分关心学生，特别是经济困难的学生。王守媛曾是南开中学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王守媛的家庭在战火中遭受剧变，生活无以为继。张伯苓得知她的情况后，吩咐学校的财务室，每个月从他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接济王守媛，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王守媛病逝为止。就是这样，张伯苓将他的教育之爱播撒到南开的校园，播撒到每一位学生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