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宜思殊授受，善施三育贵熏陶。
奉贻二语供尝试，莫效宋人事揠苗。
——叶圣陶：《赠师范毕业生》
叶圣陶一贯主张学生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读“有字之书”，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社会，读自然、社会、人生这些浩如烟海、无边无际的“无字天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子们大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教师们也只是把封建八股、洋八股不分软硬轻重填鸭式地填给学生，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对此，叶圣陶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抨击，在《如果我当老师》一文中，叶圣陶指出“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滑稽”和“残酷”的，“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有别的工作，这样听讲要连续到四五个钟头，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7]。在叶圣陶的教育实践中，除讲授书本知识外，更重视实际的观察、亲身的训练。在他任尚公小学教员期间，曾和其他两位老师一起率学生“修学旅行”，远足昆山。一路上，叶圣陶向同学们讲解名胜古迹，陪学生采集动植物做标本。回来之后，要求学生写游记、画记忆画。通过这种“修学旅行”的方式，将各科教育联系在一起，使学生们受到真实而亲切的教育。对于学生，叶圣陶总是循循善诱，教导他们：“书本固然是增进经验、取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但决不是唯一的工具。除了书本，还有实际的观察，亲身的历练，都可以增进经验，取得知识，使生活丰富起来。而且，两相比较，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历练尤其重要。因为书本只是这些事项的记录，而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历练才触着了这些事项的本身。人为要丰富生活，所以读书。生活是主，书本是宾。如果只顾抱着书本，离开书本，就不肯用一点心思，费一点气力，那不是为生活而读书，而是为书本而读书了。”[8]远足昆山的教育方式收到良好的效果，叶圣陶又率领学生参观上海美华利钟表制造厂、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类似的“校外教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学问如大海般浩瀚无边，而书籍只是海边的一只船，读书只是求学的途径之一，“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
叶圣陶指导学生作文、教育学生成长的高明之处在于，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自觉，而不是强制、苛求。他一贯主张：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用不着“教”。[9]所谓“不讲”“不教”，指的是学生经过训练，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为了实现这种效果，教师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的倚赖性”，要“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10]。因此，叶圣陶从不搞全盘授予和强制要求。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在回忆父亲教授他作文时，对于“不教”印象深刻。原来，叶圣陶从不教给他作文技巧、写作方法之类的东西，只要求子女每天读点书，读什么悉听尊便；此外还要求子女每天写一些东西，至于写什么也不加限制，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花鸟鱼虫、路径山峦、放风筝、斗蟋蟀、听人唱戏、看人相骂……都可收于笔下。叶圣陶修改子女的文章也是在不教中教，叶至善曾描写过父子一起修改文章的情景：“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了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11]在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有指导，有点拨，有热烈的讨论，这样的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而持久。叶圣陶的子女长大成人后个个成才，确实得益于叶圣陶的“不教”之教。
叶圣陶认为教育中必须贯穿一个“导”字，他十分赞成《学记》中的一句话：“教人尽其才”，也就是教师要因势利导地组织学生开展各项学习活动，使学生“尽其才”。学生写的诗文，叶圣陶总是认真地评改，把优秀的习作汇集展览，让更多的学生阅读欣赏，还专门写文章评价学生的诗作。学生受到叶圣陶的影响，喜欢篆刻，叶圣陶就不顾劳累，负责各班的篆刻课，在课余时间教学生刻图章印记等。叶圣陶的学生皇甫墀回忆说：“叶老先生指教我们刻写的诗文往往富有人生哲理，像‘温不增华，寒不减叶’、‘直、谅、多闻’等。有一次，我刻竹板做枕臂，请先生题字，先生写了‘时还读我书’五个篆字，教育我刻苦攻读，温故知新。”[12]可见，叶圣陶的教育艺术和人格修养，对学生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