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立志要改革我们的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练陆军、海军同外国相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张伯苓：《基督教与爱国》
张伯苓出生于天津一个穷塾师家庭。祖辈经商，曾是当地殷实富庶之家，但由于祖父英年早逝，父亲又不事生产，很快家道中落，生计难以维系。到张伯苓幼时，家中已无钱延聘教师，他只得到同族人的家塾中就读，后来又进入一家义学塾馆学习。贫寒的家境使张伯苓常常受到有钱人家子弟的讥笑和白眼，幼小的心灵便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但是张伯苓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下定决心勤奋学习。义学的教学粗疏浅近，仅够开蒙，却没有机会进一步研习深奥的经传。因此，上完义学之后，科举仕途无门的张伯苓报考了在当时并非“正途”的北洋水师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北洋水师学堂是李鸿章为培养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学校。从沉闷的塾馆进入新式的学堂，张伯苓像换了一个天地一般，立刻被深深吸引。几何、英语、天文、代数等新式的课程，让张伯苓学习了较为全面的近代科学知识；散发时代气息的西方文化令张伯苓大开眼界，开始了解世界大势；学校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教育目的和注重实用知识的学风，为他后来改革传统教育提供了最初的启发；帝国主义对天津的侵略，让他对民族危亡有了最直接、最强烈的体会。张伯苓开始变得深沉起来，思索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立志投身海军行列，亲手驾驶战舰，为祖国抵御列强的侵略。
然而，现实总是无情而残酷的，正当张伯苓准备到海军毕业实习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名噪一时的北洋海军竟不堪一击，几乎全军覆灭。与此同时，北京城内依然歌舞升平，忙于为慈禧太后操办“万寿庆典”，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是不争的事实。张伯苓时刻关心战争的局势，北洋海军战败的消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此后，他来到通济舰实习，他看到在官兵中弥漫着萎靡腐化的空气，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士兵都抱着吃粮当差的思想混日子。亲眼目睹的现实重创着张伯苓的心灵，动摇了他对清朝海军的信心。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已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面对瓜分狂潮，上层统治者卑躬屈膝，下层民众麻木不仁。“哀莫大于心死”，张伯苓“武力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1898年，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接收刘公岛、威海卫，再拱手让于英国。作为通济舰上的清兵，张伯苓亲眼目睹了“国帜三易”那屈辱的一幕，内心悲愤交加：“海军救不了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2]
从“武力救国”梦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自觉顺应时代和民族的要求，毅然完成人生角色的转变。从此，这位年轻的海军军官脱下军服，换上长衫，拿起教鞭，以一个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