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为什么啼泣？要发展你独创的天才？要锻炼你奋发的潜力？要期求你意志的自由？要享受你成功的喜悦？
——叶圣陶：《成功的喜悦》
叶圣陶走进大多数人的视野，更多的是源于他创作的童话。后人对于叶老的怀念和感恩，更多来自于那段沉淀似金的教育岁月，来自于叶老情似父爱的谆谆教诲。
1912年2月初，叶圣陶来到苏州中区第三高等小学（因学校设在苏州城内干将坊言子庙，所以又叫言子庙小学）担任二年级教员。“学生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七、八岁，年龄虽然相差，识见却似乎没甚上下，都不出学校、里巷、家庭的范围。”叶圣陶当年只有18岁，当他第一次来到学校和学生一起对孔夫子“行礼”，并接受学生对他“揖拜”的时候，学生们私议开了。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晨起即到言子庙，则学生已有小半来，见余矮小，则相与目余而私议，殆言余之不像教员也。”[2]
然而不久以后，学生们都乐意亲近这位矮小的叶先生了。因为叶圣陶将纯美的“师德”铭刻在心，从他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就亲近学生，爱护学生。在谈到自己是怎样当好小学教师时，他说：“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忠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真心要他们作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3]叶圣陶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看做是认真做教师的起码条件，“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愚笨的时候”，叶圣陶总是通过观察和剖析找出原因，再从理由上加以对症的治疗，从来不搞体罚，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和学生亲密无间。叶圣陶的朋友们都很高兴地说：“圣陶的性情，原是和小学生聚得下淘的。”
1912年3月，叶圣陶第一次领到薪水20个银元，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银片连成的一段体积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片数的样子。这该是我收受的吗？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这样的疑问并不清楚地意识着，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无所措地瞪视手里的银元，又抬起眼来瞪视校长先生的毫无感情的瘦脸……”[4]从那以后，每次领薪，叶圣陶总要作一番反省，然后鞭策自己以教学为本业，尽心竭力地教书育人。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叶圣陶处处为学生着想，一切以学生为本位，“凡是学生所要明晓的，倾筐倒箧，不厌其烦；凡学生所要解决的，借箸代筹，惟求其尽”[5]。
在教学实践中，叶圣陶不断摸索教育的规律，因材施教。他认为七八岁为儿童想象的黄金时代，他们爽直纯洁，灵动活泼，反应捷速，好奇心盛，求知心切。在担任小学二年级教员期间，针对儿童的这些特点，叶圣陶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学习，并引导他们知荣辱、识美丑。“修身”课上，他不是照本宣科地讲“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而是把“诚实”“反省”“正直”“博爱”“强身”“尚武”等空泛的说教编成精彩的故事、小说、童话，讲给学生们听，使学生们感受到无穷的乐趣。
这样一位年轻有为、有创新精神、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居然为“昏庸卑劣”的教育当局所不容。1914年7月11日，言子庙小学以缩减班次为由（由原来的四个班并成三个班），将叶圣陶排挤出校（其实，所谓“并班”是借口，言子庙小学并未减少班级）。“一朝解职，全家凝愁，贫穷如吾家，失此即入窘乡矣！”[6]叶圣陶出门当家庭教员，又不能糊口。几番无奈之下，路路断绝，只能靠卖文谋生了。
两年后的一天，叶圣陶忽然收到了吴宾若和王伯祥从苏州甪直镇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寄来的信，信中邀请叶圣陶去他们那里教书。告别了繁华的都市生活，叶圣陶来到这个宁静的小乡镇，开始了他“甜津津”的乡村教师生活。在这块乡村教育的园地上，他像一名园丁，开始了辛勤的耕耘。叶圣陶将新的思想灌注在他的工作中，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他热忱地希望小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要懂得做人，这样日后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到校不久，叶圣陶就选择了莫泊桑的《两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等文学作品供学生阅读，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他还经常给学生写一些如“直谅多闻”“温不增华、寒不减叶”等能够激励学生进步的文句。一向平静的校园，因为叶圣陶的加入，也热闹了起来。在“练好身体，打倒列强”口号的影响下，学校开设了体育课；叶圣陶在课上教学生徒手体操，课外又与学生一起进行球类和田径活动。
叶圣陶还指导小学生开展校外的社会活动，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改编成戏剧，表演给甪直镇上的居民看，使这个偏处水乡小镇的人们，也开始接触新的文化生活。自从叶圣陶到来后，吴宾若、王伯祥就把学校办成了一个实验新教育的园地，创办农场，开设利群书店、小商店，搭建戏台，开辟取名“百览室”的博览室及篆刻室、音乐室，自编乡土教材，等等。叶圣陶还把自己购买的中外名著、南社诗人的诗集，以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陈列在“百览室”，并经常到“百览室”指导小学生吟诵诗文。
工作一天之后，每到夜深人静，叶圣陶就点亮书桌上那盏白瓷罩的煤油灯，在闪动着的淡黄暗弱的灯光下，读书、备课、批改作业。这个时期，在进行教育工作的同时，他密切关注社会，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顾颉刚、俞平伯保持书信往来。他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教育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