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Tom因为面临公司可能要解散的压力而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并服药。起先只是轻剂量的抗忧郁症，但药物所引起的反应迟滞让他的母亲感到非常忧心，就在一次返乡探望家人时，他的母亲因为太担心而要求孩子再跟她去精神科重做诊断。那天精神科医师帮他打了一剂长效药，没想到这剂药引起了身体强烈的反应，连喉部的肌肉也受了影响。母亲只一心担心孩子得忧郁症又食不下咽，爱子心切下勉强喂食，但食道肌肉无法正常运作，于是造成了吸入性肺炎，引发脑部严重缺氧，变成植物人。辞世前，在疗养院足足躺了十年，他自己与妻儿家人的辛苦实在是其他人很难想象的。所以，我只要一听到有人说“我心情总是很坏，别人都说我迟早会得忧郁症”就难过得想起这位朋友从一个很好看的年轻父亲变成植物人躺在**的模样。如果Tom当时不计工作职位高低、不逃避困难，能想到自己有家庭要照顾，不埋怨风改向而立刻调整风帆，他所改写的就不只是自己的，还有那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和两个当年才幼儿园的孩子的命运故事。
我这样想Tom的一生，是因为我今年已经八十六岁的母亲年轻时与忧郁症也有过交手，她选择的是不一样的回应。父亲与母亲奋斗起家的生活也很辛苦。她回忆自己从高雄远嫁台东之后，一年一个紧锣密鼓地生了姐姐与两个哥哥之后，体力不得空歇，照顾孩子与工作都非常辛苦，她的精神几乎崩溃。母亲回忆说：“每到黄昏，只要天开始转暗，我就感到非常恐惧，我抱着孩子，望向屋外，不能自已地痛哭不停，直到孩子的啼哭踢闹把我唤醒才止。”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为忧郁症所苦，母亲恍然大悟地说：“我想，我当时得的就是忧郁症，但因为没有这种‘常识’，也怕看医生花很多钱，所以只能靠自己爱孩子的心意来克服生活的种种困难，我认为，是孩子使我从那可怕的困境中走出来的。”这大概就是《走出忧郁》这本书中所提到的“责任感”。
我比较母亲当时与今天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不能不说，经济考虑在一定程度中影响了人与忧郁之间的战斗过程。过去考虑付不付得起的医疗费用，现在由全民保险制度取代了这道犹豫的防线，但，这是恩惠吗？
以爱默森的论点来看，“快乐”的生活不是“咨询”出来的，其实是怠惰和坏习惯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我不想进入忧郁症的无谓辩论中，因为如果想要了解忧郁症的人可以好好读TheNoondayDemon这本书，也是因为英文书名，台湾中文版才直译为《正午恶魔》。另外也可以读林肯的传记。但如果只是经常心情低落，还不到无可自拔的地步，也许了解《爱默森选集》中的思想就可以让人感受更多生之欢愉。
爱默森非常努力宣扬他的思想，用自己的长途跋涉、一场场演讲与文字告诉大家要感谢生命，“活着是一件乐不可支的事”，他的信心打动了许多人，连那些听不懂他话语深意的穷苦百姓也想尽办法要聆听他的演讲，只因为他自己就有“生的感动”。他们说：“看他站在那里，就觉得人活着一定有意义。”了解爱默森的年代才能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乐观”“实事求是”与“自我信赖”都是在生活较为辛苦的社会才有的精神，这有助于我们反省，想要依赖药物得到生的欢愉是否是对的方法？
我曾好奇，如果台湾的健保不给付精神科的费用，这些就医的状况会如此普遍地出现在收入并不高的年轻族群当中吗？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又做何感想呢？这种担心与无奈，我猜也只有既是心理医师又有成年子女的人才能够认真回答的吧？真希望每一位心理医师都是在道德与良知的监督下工作，真希望他们能对某些年轻人说：“你没有问题的，你只是需要更认真工作，好好吃饭，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交几个有益的朋友。”那么，他就从痛苦中拯救出许多父母，并减少日后必须依赖社会照顾的人。
如果我是心理医生，我也会介绍他们读爱默森的书，绝不会把孩子培养成药物与咨商的依赖者；因为我有孩子，我了解也同情当父母的感觉。
[1] 爱默森，即爱默生。因作者援引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爱默森选集》，故此译法保留，不作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