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作一专传，无论如何，必先拟定著述的目的，制好全篇的纲领，然后跟着做去；一个纲领中，又可分为若干部。
要有“纲领”这我们都懂得的，但纲领只是方法，有“纲领”之后能与“目的”有什么样的良好关系，大家并不一定明白，梁启超接着说：
先有纲领，全篇的精神才可集中到一点，一切资料才有归宿的地方。
这就是我所说的“做事的方法”。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并非不懂方法，但不会安排顺序的人，他们做事很混乱，就是因为没有把“统筹”的概念落实，让情况各自发展，于是难以有完整的结果。
虽然我不是一个研究史学的人，读了书中的方法也不会真的用去做一篇人、事、时代、地方的历史，但是，我却会把同样的概念用在工作与生活中。我了解一个有用的方法论包含：
一、对此事物本身有完整的价值与作用的认识。
二、对此事物与环境的观察。
三、完成事物所提供的工法与工序的讨论。
没有理由这些经验不能被我们一用再用。梁启超在书中经常提醒学生“不可只注意……却忽略”，就是一种留意思考力量需要平衡的自我训练，也是我们做任何事都很容易遗忘的周全。
梁启超示范实用与精确的文字。虽然他自小学的是桐城派古文，但后来他的新民体却在当时成为一种创新的体裁与文字。他对文字与数据的活用非常重视，能带给读者很大的启发。比如说：我们说起“资治通鉴”只想到宋朝司马光所策的编年长史；但梁启超是这样用“资治通鉴”的四个字：“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世做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这是他对当时中国年轻学者，受西风影响而专研小题目的提醒。读梁启超的文字经常会有类似的新观点，无论他所论的主题是大是小，总会把人带到一个能观察到宽大格局的角度去，让为学与实用产生最好的联结。
梁启超为了讲解方法，总会举例，而他的举例又经常从两方面来分析解释：何以“不可为”或“何以这样才更好”，这种分析是非常有实用精神的教学法。比如说在“年谱的格式”中，他连格子的用法都一一举例，把分类的概念说得一清二楚，因此看过这么详细的分析后，学习的人就会产生“以此而下”可循的处理方向，既不在概念中漂流，也不感到只引实例而没有观念整理的散乱。
我特别喜欢书中两个“专传做法”的例子。梁启超用“孔子”与“玄奘”为例来说明如何做专传。他从分析旧史的缺憾与失败中，建议新体裁可以使用的方法与涵括的内容，使其新生价值。过去，我对玄奘的了解很狭窄，从来不知道有关“玄奘”的史实资料，汇集起来会有如此多的可供运用，读书之后感觉到学问的丰富华美要靠自己去取得。我更感动梁启超对学生的引导巨细靡遗：哪个时候可停笔，哪个地方不能不详述，他都细细叮咛。比如要从翻译《佛经》谈玄奘，他说：“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几位三藏，可大略地叙述几句，然后就落笔到玄奘身上。—说明译经事业，就此停止。”他教学生走笔散开的资料也要收回，集中到一地。又提醒在接下的章节中“要说明玄奘努力工作的经过”，这经过是“在印度如何求学，回中国如何译经”，而努力两个字不用空洞描绘，立刻具体为资料的搜索汇集。这位当老师的还怕学生不够清楚，他又在例中提方法：“《三藏法师传》很可惜未用日记体，年代很不清楚，要想把玄奘在印度十七年历年行事严格规定，实在很难。然而根据里面说的，在某处住了若干天，在某路走了若干月，在某寺学了若干年，约略推定，也不是不可能。”数据的搜寻方法提供之后，又交代下笔编织的紧密度：“这节最需特别描写的就是玄奘亡命出国，万里孤苦的困难危险，能够写得越生动越好。”
在搜集资料的方法中，他为学生亲身示范了自己读书的仔细，还是以“玄奘”这一例来说：“《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亲手做的地理书，体例很严。若是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就用‘至’字或‘到’字；若没有到过就用‘有’字。”我不禁想象，如果我是1926年坐在席中的一名学生，会有多感动这样一位老师拖着病身一言一字，怕学生遗漏重点，不能把学问做得更好的用心；但，这绝不只是知识学问的事，我从这本书具体的治学方法中，更学到做任何事都可以实用的精神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