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小资产阶级逐渐走向毁灭。在那里，这种状况的杂货店，绝对没办法光靠杂货生意过日子，店员通常都会兼职帮人洗衣。加奈子记起那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母亲。她有个女儿，不过女儿已经去别处租房子，成了职业女性，只想结交富裕的外国人。虽然想跟外国人交朋友，但因为她长得太丑，经常把对方吓跑。母亲独自帮人洗衣，不过，西方的内衣裤得熨烫，必须熨得跟专业洗衣工一样好。在狭小的泥地板屋子里，放着熨斗设备。只要有空当，她就会待在那里，连她本人都干燥无比。她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丈夫在欧洲大战时吸了毒气，把肺搞坏了，最后死去的故事，像是事不关己。提到目前不断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她却露出怨恨的眼神，沉默不语。尽管如此，她仍然要开店，反正只会增税。她的儿子是纳粹。为了领一份稳定的薪水，他去上体操学校，好不容易才取得中等教师的证书，即使拿到那张证书，工作还是没下文。要是有修马路或铲雪的工作，他都会向学校请假，跑去上工。尽管收入微薄，她还是拿出所有的资本，靠着小本生意将儿子养大，她不希望儿子只能当个区区的劳工。于是他成了纳粹。老是泡在小巷酒店的分部，还会帮忙升降分部的旗帜。每逢在溜冰馆召开大会之际，他就是敢死队的一员，背对着讲台，排成一列，瞪着入口。洋菩提行道树的叶片，在一日之中落尽，暂时为柏林带来宽阔的天空，很快地，雪云便席卷而来，传统的酒店入口，放着新啤酒上市的招牌。夜晚的石子路，突然热闹了起来。喧嚣之后，即使过了十二点，醉鬼的声音仍然断断续续，正要消逝之际，加奈子家的屋檐下，总会有一群人踩着紊乱的步伐经过。那是相隔五六户的杂货店母子。有时候是儿子扛着母亲；有时则是母亲扛着儿子。儿子被母亲扛的时候，儿子通常喝得醉醺醺，总是大吵大闹；母亲被儿子扛回家的时候，母亲喝得太醉，通常都在哭泣。加奈子则在刚刚生起火的暖炉前，通过地板感受泥土地传来的凉意。这些就是加奈子在德国的回忆。
尽管只是个半大孩子，但被日本人尾随，加奈子还是觉得不太舒服。要是换成西方人追踪她，她则会感到几分甜蜜。在西方，即使是品行不良的男性，也是尊重女性的人。加奈子本来就是一个容易遭人尾随的女人。
一名朋友笑着对加奈子说：
“那是因为你的一切跟正常人的步调都不一样，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讨厌。”
见加奈子手脚扭来扭去的样子，朋友便指着说：
“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基于各种经验，加奈子已经了然于心，不要给尾随者任何线索，所以她反而不会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对方身上，她佯装若无其事，继续观察着街头。
不管是围墙上，还是屋顶上，都挂满了皮肤科、泌尿科医学博士的广告；杂志店也不遑多让，用立式招牌和彩色挂帘武装店面。仔细一看，才发现日本的街道充斥着广告。巷子口可以窥见一些在倾倒的旧建材上套着草席的物体，那是像笋子般互争高下的标示柱，有小儿科医生的、专利师的、胸腔内科医生的、钟点女佣协会的、姓名卜卦师的，还有一个长歌师傅的标示柱，从后方脱颖而出，它细长的脖子上画着一只蓝色的杵。一名女子走进巷子，路过屋顶钉着写有“旧土赠送”广告木板的房子。女子走路的时候，总是把穿着吾妻木屐[6]的脚整个露出来，可以看见她那已经变成鼠灰色的白色袜底。
阿京小姐自从逃离法国老公亨利之后，最后的藏身处恰好是这种巷子里的人家。两个人一起去市区购物，吃完饭后，天色已晚，加奈子总会把阿京小姐送回藏身处。到了巷子口，阿京小姐总会以颤抖的右手，在胸口画一个十字。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我在祈祷，愿我能顺利越过那个盖着米袋的水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