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民国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党，拒不做官，因为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还有一位刘文典教授，敢跟蒋委员长拍桌子叫板，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他发文攻击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蒋委员长要他去官邸解释，结果马教授大怒，称‘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这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文人。因为他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要么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在德国和日本，理工科类人才占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也超过百分之七十……而我们，却不还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说过，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说这是战争导致了大饥荒。可192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那里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而最可怕的……当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饥饿可以让人泯灭掉最基本的人性！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曾见过这样一些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为的是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去讨饭，因为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亲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乞讨。走到一个村头，母亲再也走不动了，打发两个孩子进村讨要，她在村头的树下休息，结果两个孩子回来时发现。母亲已经饿死，而那饥饿的婴儿还叨着妈妈的**，使劲吮着；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
“我们有无数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方面的人才。这个领域的人数超过我们全中国受高等教育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可我们这个国家的文盲率，在民国二十八年（1339）的时候，依然高达95.1%！”
“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我们为他们的远见卓识而喝彩，为他们的行动而喝彩！但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先吃饱了才能去学别的。所以，在教学这前，我们更加需要找到方法，先让这无数的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有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同样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在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扩大理工农医这些科系的受教育人数！”
“但我们的学校似乎更加衷心于文学。”
“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层出不穷，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却少之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看过不少文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感叹过生活的不易，可我很想跟这些人算一笔账……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现在，即便是有战争，这个水平也并未降低多少。这就是说，知识份子是我们当代的高收入阶层！这一点丝毫也不过分。……再举个例子，‘八.一三’事变后。某著名诗人夫妇于举家移居杭州，据说原因非常简单，上海生活费太贵了。在杭州，他们深居简出，每天就是读书、写作、会友，过了一段十分平静的日子。但是这种寄情于山水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这对夫妇决定盖一栋自己的房子。他们花1700元买下了杭州某座山后的30亩山地，接着又置换地皮建屋。这个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六千多元……这种水平，他们却嫌上海生活费太贵！”
“我们在美国的胡大使，他有一位学生，爱打扮，狂追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女学生拒绝，此君向胡大使哭诉。适逢该女生也来找胡大使投诉禽兽老师。胡大使劝道：他顽固的爱你。该女生回答：我顽固的不爱他。随后，此君以自杀相胁，该女生遂屈服，嫁于心目中的‘禽兽老师’。不久，此君出轨，又顽固的爱上了一位女诗人……”
“说真的，别人的生活与我们无关，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这样的‘家’。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用知识让人民吃饱穿暖，能让我们的科技进步，能够从更多的方面对人民起到好的作用的人才……呐喊，或者唤醒，总也要人民吃饱肚子，穿上暖和的衣裳吧？”
“所以，本人认为，教育部应该首先做出表率，与各大院校商讨，缩减文学各专业的经费，增加对理工农医类学科的扶助。这才是一个做教育的正经态度！”
“——李德！”
……
戴笠到白公馆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教育必须改变》的文章，这篇文章很短，写得也乱七八糟，但却在时下紧张的气氛中再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