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打下课铃为止，我们的毛利先生比平时更加语无伦次地拼命试图翻译那令人怜悯的朗费罗的诗句。“Lifeisreal, lifeisearnest.”[6]——先生那气色很坏的圆脸汗涔涔的，像是不断向什么东西哀告着，他那咽喉都要哽住的尖锐的朗读声，至今仍在我的耳际萦回。然而隐藏在这尖嗓子底下的几百万悲惨的人们刺激我们鼓膜的声音所含的意义是太深刻了。所以当时我们只是觉得厌倦又厌倦，甚至像我这样肆无忌惮地大打哈欠的人也不少。可是矮小的毛利先生笔直地站立在炉火旁，完全不理会擦着玻璃窗飞飘的雪花，以仿佛他头脑里面的发条一下子全放开了似的气势，不断地挥动着课本，拼命地喊着：“Lifeisreal, lifeisearnest.——Lifeisreal, lifeisearnest.”
情况既然是这样，一个学期的雇佣期满之后，再也见不到毛利先生的身影时，我们只是感到高兴，绝未觉得什么惋惜。或者可以说，我们对先生的去留那么冷淡，连高兴的意思都觉不出来。我对先生尤其没有感情，从那以后的七八年，由中学到高等学校，又由高等学校到大学，随着年事日长，连先生的存在本身都几乎忘却了。
大学毕业的那年秋天——更确切地说，是将近十二月上旬。在这季节，日暮之后经常霭雾弥漫，林荫路上的柳树和法国梧桐树颤抖着的叶子早已发黄。那是一个雨后的夜晚。我在神田的旧书铺里耐心地寻找着，买到一两本欧洲战争[7]开始以来忽然减少了的德文书。暮秋夜晚的冷风微微袭来，我拉起大衣的领子防御它，偶然路过中西商店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依恋起那里喧闹的人声和热腾腾的饮料来了，于是就漫不经心地独自走进那里的一家咖啡馆。
然而进去一看，小小的咖啡馆里面空****的，一个顾客也没有。排列着的大理石桌面上，唯有白糖罐上的镀金冷冷地反射着灯光。我的心情如同上了什么人的当，寂寥异常，走到墙上嵌了一面镜子的桌子跟前，坐下来。随后向过来问询的服务员要了咖啡。忽然想起来似的掏出雪茄烟，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它点燃。不一会儿，我的桌子上出现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但是我那阴郁的心情好比外面的雾，是不容易散去的。刚从旧书铺里买来的又是字体很小的哲学书，在这种地方，就是出名的论文读上一页也是很吃力的。我百无聊赖，将头靠在椅背上，交替着呷一口巴西咖啡，又抽上一口哈瓦那雪茄，心不在焉地茫然瞥视着跟前那面镜子。
镜子里首先映出通向二楼的楼梯的侧面，接着是对面的墙壁，上了白油漆的门，挂在墙上的音乐会海报什么的，犹如舞台上的一部分，清晰而又冰冷。不，此外还能看到大理石的桌子和一大钵松树，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电灯，大型的瓷制煤气暖炉，以及围炉边一个劲儿闲谈的三四名服务员。我逐一审视镜子里的物像，将视线转到聚集在炉前的服务员们身上。这时在他们簇拥之下，坐在桌前的一位顾客使我吃了一惊。我之所以方才没注意到他，大概是因为周围都是服务员，我下意识地把他当作咖啡馆的大师傅什么的缘故。我感到吃惊的不仅由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原来没看见的顾客，而且是因为镜子里虽然只映出他的半边脸，但不论是他那鸵鸟蛋似的秃头模样，还是那件古色古香的晨礼服，以及那条永远是紫色的领带，都一望而知是我们那位毛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