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儿黑夜，我到小马村‘拐先生’（老中医）家看病，号完脉，抓了药，又说了会子话。回来时，走到东边儿那片杏树林，老觉得背后有人跟着我。果然，我一回头，看到树后面站着一个白影子，没有脑袋。我走它就走，我停它也停。最后，我把鞋脱了，倒穿着走，它跟不上了。”
据王二奶奶介绍，她那天碰到的不是鬼，而是魔。因为那地界新中国成立前是专扔死孩子的地方。魔，就是那些东西历经风吹日晒、月照雨淋演化而出的。王二奶奶说：“对付魔的办法就是倒穿鞋走路。”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原理？遇到那东西，怕是正着穿鞋都跑不快，还倒穿着？
哎，这就是王二奶奶经常对我们讲的货真价实的、乡土气息浓郁的鬼故事，有点恐怖吧？要是在寒风呼啸的夜晚听才可怕呢。别看王二奶奶大字不识一个，但她年轻时喜欢看戏、听书，也学会了“使扣子”“抖包袱”这些演讲技巧。因此，讲起这些来起承转合均绘声绘色，极具杀伤力。
那年月，我们农村没有卫生间之说。晚上上厕所家家都拿一个砂盅子当尿盆，放到门口处。即便这样，我晚上想要小便都不敢下炕，而常常是直接在褥子上“画地图”。到后来，上中学时我的地理成绩突出，怕是与这事有很大关系。
还甭指望王二奶奶说这些故事能传播什么正能量，能道出什么因果报应的朴素真理，更别指望有什么“人鬼情未了”的绝世真情。没那回事儿！她与吕学义讲的《聊斋》还不同，虽然《聊斋》里边也有鬼，但是那些鬼都是高级的鬼、艺术的鬼、荣登文学殿堂的鬼，是吃商品粮的鬼。而王二奶奶讲的是我们乡村的土鬼，直说吧！它就是地地道道的封建迷信。它的作用就是吓人，使听故事的我们惊悚战栗。
在农村，一场大风能使村庄战栗，一瓶老酒能使男人战栗，一副宽广的胸膛能使女人战栗，而一个鬼故事则能使农村少年战栗。在那个愚钝麻木的岁月里，这种战栗尤为可贵。当然，王二奶奶也能从围听故事的孩子们的惊恐中获得敬畏、尊重与满足。
王二奶奶的讲述，给我打量大马村——这个贫瘠的小村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甚至都能通过她的讲述绘制出《大马村鬼蜮地图》来。这使我敬畏地感觉到：乡村不光是活人的村庄，它还是已故先人的村庄。他们并未离我们远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定还有一个大马村存在。当然，如果非要拔高这些故事对我影响的话，我只能说它壮了我的胆。就像《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那样：“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心中有了王二奶奶的那些鬼垫底，我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无所畏惧。
多年以后，我移居新疆，后又到一个矿山工作。
那年秋天矿山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我的一个工友不慎掉进了 400 米深的竖井里，粉身碎骨，惨烈至极。尸体捡捞出来之后，在矿山医院进行了简单的缝合，勉强凑成一具全尸，被放到太平间里，等待家人来处理后事。
所谓太平间，不在医院里，而是在离矿区半公里左右戈壁荒滩上的一个小房子里。当晚安排守护人员。每组 3 人，分上下夜两个组。我当时是车间团支部书记，便主动要求参加值班，被排在上半夜。我们值班是在太平间外面搭的一顶小帐篷里。前半夜，我们吃肉喝酒。不承想，刚过午夜，其中一人腹痛难忍，我看他豆大的汗珠直淌，知道这不是装的，便赶紧安排另外一人陪伴他去医院。
他们一走，浓重的夜色和阵阵寒意便向我围裹过来。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茫茫戈壁，我感到了极度的恐惧。
我恐惧那漆黑的夜色与无助的孤单，恐惧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短暂，恐惧前途的未卜与青春的易逝，但脑海中绝对没有鬼魂的观念。其间，我几次走进停尸房，去查看里面燃烧的蜡烛与香火。
死者比我大 2 岁，长得五大三粗。生前与我关系不错，一起吃饭玩牌。死时还欠着我 400 块钱（这在当年可是个数儿）。我与他无仇无怨，他吓唬我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