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梦红[1]
我与杨建英先生至今未曾谋面，却不是素昧平生，可以称得上惺惺相惜，心仪已久。我们最初只是在一些报刊上读到对方的文章，喜欢对方深情又酣畅的文笔，于是倍加关注。继而加上微信，知道还是乡亲，因此联系逐渐热火起来。散文集《那当儿》的书名源于京西南房山地区的土话，直接翻译出来就是“那时候”，但是这并不是说昨天与去年的那时候，真实的意思是相对久远的旧时。
作者的原籍在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大马村（原来属于房山县崇各庄乡），他在大马村的宅院土屋里生活了 18 年。乡村的小路上有他少年奔波的足迹，庄稼地里流淌者着他锄草割麦的汗水；南河沟畔，有他与二哥隆冬腊月摸鱼的欣喜；当年的街巷里，回**着他与伙伴们除夕夜提灯夜游的笑声。即使少小离家，远在千里外的新疆，他仍然时时怀念午后偷枣时令孩子们怦然心动的场景，常常回味初春时节吃榆钱蒸疙瘩、凉拌柳芽儿的滋味。或许正是这浓烈的乡愁，才促成了这本乡土味十足的《那当儿》面世。
然而《那当儿》并不是简单的怀旧作品，杨建英的乡愁不仅是留恋村西的大槐树和村东的旧水渠，不仅是回味在土炕下温坛里漤青涩柿子的乐趣，不仅是痴迷的回味那碗棒糁儿粥及一碟老咸菜的滋味。
《那当儿》有历史的宽度。他在《土炕》中考证出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诗中的床指的是胡床，即马扎儿，诠释出北方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乡间俚语的内涵。作者在凝视故宅那一盘土炕的时候，神思飞越，从革命圣地延安凤凰山下，毛泽东的窑洞里土炕上支起一架木床的奇观，到梁家河 17 岁的青年后生睡在的土炕上秉烛读书的场景，深刻挖掘土炕文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那当儿》有时代的深度。令人击节三叹的是那篇震撼心灵的《村上椿树》。文中不仅考究了乡间司空见惯的香椿、臭椿两个树种的家史，更把树的形象赋予了际遇迥然不同的两个人物。“最大的一棵香椿树在村东头的地主婆许二奶奶家；最大的一棵臭椿树在村西头反革命分子米魁元家”。在臭椿树下生活的“历史反革命”米魁元挺身而出，情愿替许二奶奶挨红卫兵的毒打的义举让人慨叹荒诞岁月里的人性之美，然而这还不是文章的最精彩之处。当米魁元在共和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日子死去的时候，老支书出乎意料地决定展示出这位耕读传家的农民身上那种令人钦佩的境界与襟怀，更显示乡村基层干部难能可贵的政治成熟。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也许就很完美了，但是作者匠心独运，结尾设计了多年后米魁元后人到大马村祭拜时，低矮的坟尖处一丛红彤彤的小香椿树苗破土而出的情节。我觉得这样的文章结尾韵味无穷，超过了茨威格、欧·亨利的小说，可以称之为鲁迅《药》的现代版。
近年来，党中央提出“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的基础和落脚点是充分挖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土文化当然是源于故土情深，但是对乡土的热爱不是仅仅对古槐、石碾、古井的依恋不舍，也不是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旧生态作田园牧歌式的歌颂。
京西南著名作家、房山区文联主席凸凹说，故乡是乡土作家的根，而作家的精神才是乡土文学的魂。当我们走出故乡，剪断与母体联结的脐带之后，应该以生的急迫姿态采撷城市文化的枝叶，在母体嫁接，培养一种新植株，即新的乡土意味，构筑自己的家园。杨建英出生于房山区的普通乡村，青春之年即在外生活，能够对乡土、乡亲有如此深沉的挚爱，对社会、人生有这样深刻的品读，实属难能可贵。我觉得，更加值得敬佩的，是他在深厚乡土情结的基础上，立足乡土但又超越乡土本身，勤奋地累积文学修养，获得穿透力和想象力，探寻并呈现人性闪亮的东西。杨建英热恋故乡，热爱生活，用手中的笔抒发内心真挚又深厚的情感，散文集《那当儿》里他深情地回味咀嚼家乡春天的味道；写尽了一对青年夫妻“周”房子的苦与乐；写出了昔日年夜饭的鱼肉飘香及姥姥家唱大戏的乐趣；他更用笔为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家乡的变化引吭高歌。他描绘出童年的伙伴成为民企老总，开上了宝马的喜悦，赞颂村里座座新楼拔地而起的乡村新貌……杨建英用赤子情怀书写家乡的往昔与变迁、悲苦与欢乐，心甘情愿地为宣传家乡的历史与今天笔耕不辍。
杨建英是中国散文协会会员，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文联副主席，是《阿勒泰文萃》的主编。他的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散文百家》等报刊。每一篇作品都诠释着他广博深厚的知识学养，更展示出他的家国情怀。《那当儿》是散文集，却有诗歌的美韵、诗歌的意境，浸透着深深的乡愁与浓浓的亲情。
八千里路云和月，万丈红尘情与歌。作为同乡，品读杨建英氤氲着乡土气息的散文，倍感亲切。期待建英回到久别的家乡，咱们在水渠边、槐树下，执手说乡情，把盏话桑麻。
[1] 顾梦红，中国散文协会会员，《北京人》杂志副主编。
[2]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