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跃渊
一
认识季宇也都40年了。
那时他写了一篇小说《送行》，写他在山东省长岛上的部队生活，写文书小何同连指导员老何的故事。
季宇出生在江城芜湖，但一岁时便随身为抗日老战士的父母来到合肥，住在省邮电局宿舍。省邮电当时地方很大，东临安徽日报社，西临六安路，南至安庆路，北至淮河路，是李鸿章家族的祠堂。淮河路西边斜对面也有一幢高大的房子，也是古色古香，是省高级法院，他长大后才知道，这是段家祠堂。祠堂里有一棵大桑树，季宇就带着一帮孩子晚上偷偷去采桑葚子吃，吃得满脸乌紫乌紫的，像个花狗屁股。季宇小时候很“废”的。“废”是合肥土话，即顽皮、讨厌之意。中小学期间，他常常惹是生非。那时候，他与现在颠倒过来，爱武不爱文，爱动不爱静，踢足球，打篮球，举杠铃，摔石锁，拜师学武，玩枪弄棒，样样都来。
爱上文学，是下乡插队时。在一个梅雨天，不出工了，一位“插兄”借给他一本外国小说，没头没尾，也没封皮。但他爱上了这本小说，连看了两遍。“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排着长队从新华书店买到了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才知道当年下乡时看的就是这部世界名著。
在农村待了一年多，季宇就去部队当兵了。那时参军也是为了寻一条出路。一日，连里让他整理一个标兵的讲话稿。初稿写成后，让他送到团报道组去修改。团报道组的生活让他这个大兵很是羡慕。哎呀，那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不用站岗，不用训练，吃饭还能吃小食堂。工作嘛，也就是这里跑跑，那里转转，还美其名曰“采访”。回到连队后，季宇就琢磨起写报道的事来。他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报上的文章，根据连队的训练，他找了一个好角度，很快写了一篇报道，一下就在济南军区的《前卫报》发表了。《前卫报》是大军区的报纸，影响很大，连班里的战士都能看到。季宇这下出名了，马上被抽调到团里，接着又调到师报道组。那期间，季宇又写了好几篇报道，其中有一篇长通讯《水的故事》还上了《解放军报》的头版，这还怎生了得！这在师里是放了一颗史无前例的“大卫星”啊！他因此获得嘉奖。
从部队转向文学创作是在1978年。他从部队转业，在安徽大学读书。那时他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有了一股创作冲动。在季宇的人生经历中，父亲对他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父亲不搞艺术，但对艺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他写好第一篇小说后，便立即拿给父亲。其时，当时父亲正在病中。老人戴着老花镜，看得很是认真。父亲认为，有耕耘就会有收获。父亲的鼓励，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在季宇文学起步的过程中，除去父亲的鼓励之外，给他帮助的人很多，但最早则是王春江、林效成和温文松。经同学介绍，季宇首先认识了合肥市的作家王春江。王春江对他很热情，经常与他谈人生，谈文学，还交流读书心得。王春江一直鼓励季宇，要他写东西。这样，季宇便鼓起勇气写了他在部队的生活《送行》，忐忑地给了王春江。不想当天晚上，王春江便到他家来了，说此稿完全可以发表，并建议他把稿子送给合肥市《文艺作品》杂志的编辑林效成。
不久，这篇小说便发在《文艺作品》1978年11期上。看到刊物的当晚，几个同学吵着要季宇请客，于是季宇就很慷慨地带他们到龙河路上的一家小饭店猛吃猛喝了一通。后来，在我同事的女儿项小姐的引领下，季宇到我家里去了一次。据说那是他的处女作。现今，评论家们甚至包括季宇自己，都把《送行》这篇小说误说是1979年在《希望》发表的，这是不准确的。《希望》是1980年才由《文艺作品》改刊的。我这里有全套《文艺作品》的合订本，铁证如山。作为当年的当事人，我这里要为此发布一个义务而又权威的更正，以正视听，以免后人以讹传讹也。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