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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全国各地都有与沿淮民间歌舞相类似的歌舞类型，如北方秧歌、云南花灯、湖北恩施花鼓灯等，但沿淮民间歌舞相对富有特色地集中在从豫南到皖东沿淮一带，歌舞本体一般被称为“灯”，歌舞主体也一般被称为“玩灯人”。花鼓灯主体玩灯人受历史环境各方面因素之影响而履行了其历史文化职能。无论是从历史文献、古迹文物，还是从当下沿淮民众的歌舞文化生活来看，沿淮玩灯人的生存环境与民间歌舞艺术的构建具有共生关系。沿淮民众的生产生活环境也自然成就了民间歌舞艺术的构建进程与风格特征。因而，沿淮民间歌舞依沿淮各地时事而生，其时空构建脉络值得做进一步的梳理。
一、沿淮歌舞文化史地语境
沿淮文化与民间歌舞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从民间歌舞的应用环境、主体人群、文化功能，还是从歌舞艺术本体的动态构筑、风格的多样呈现等方面来说，沿淮歌舞的生发一直伴随着沿淮文化的演变而进行。在歌舞艺术尚未广泛地被沿淮民众所称谓之时，沿淮灯类民俗歌舞遍地开花，就有地灯、红灯、九莲灯等多种称谓。相对来说，地灯之类称谓是早于花鼓灯之称的，花鼓灯是泛称、近称。因此，本文将以花鼓灯为中心，视沿淮歌舞文化为与花鼓、灯类演艺范畴相关的民俗歌舞艺术体系。根据沿淮民间歌舞文化的史地语境，该研究尽量避免行政区域化，从文化区和文化纽带上思考，将花鼓灯也暂且规约为沿淮歌舞文化的范畴。
“淮河”的“淮”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从水佳声”，字形上就蕴含着河流、土地与人的三位一体之关系。纵览沿淮人民生活史，民众对淮河是难舍难分、爱恨交加，其悲其欢皆体现其中，尤其在淮河歌舞文化中莹然再现。在一定程度上，沿淮地理环境决定着沿淮人民的社会生活，其历史生活方式又决定着淮河文化的生发与构建。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历史上沿淮人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淮河歌舞艺术演艺习俗的变迁相依相附、亦步亦趋。可见，从沿淮人民的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探求淮河民间歌舞艺术的审美观念、演艺习俗和生发进程是很有意义的。
有人说淮河文化是从下游逆行向上游行进的，诸如“下河调”之类的灯歌是受了“吴歌”的影响；也有人说淮河文化是从上游流到下游的，从豫南到安徽，如沿淮花鼓灯灯歌中的《慢赶牛》曲调是从大别山传入的。由此不难看出，民间歌舞的某些元素是从西向东播衍的，某些元素也是从北、从东或从南向沿淮区域传播的。可以说，民间歌舞艺术各个元素的播衍生发没有固定方向，不能人为简单归结它是按照某种方向方式播衍的，它是大众的、社会的，是自然客观的，任何人不能武断地定断其传播方式与方向。从总体情形来看，它的播衍与生发是多向无序的交流与融合，因此才彰显了它盎然的生命力。具体怎么动态移易，关键看是具体从哪一个历史阶段、哪一层面或者哪一元素来讲的。秦汉之际，豫南淮上地区属于楚文化风格区内。从当下田野考察来看，该地区文化生态楚风意味明显。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为补充沿淮地区的人口空缺，全国各地民众（尤其是东南吴地民众）和部分将士与家属（以军屯方式）移民到沿淮地区（如今多地带“郢”字的村名可以佐证）。因而，诸多移民浪潮助推了淮河东西区域歌舞文化的交互杂糅，也潜在地成就了花鼓灯歌舞文化在整个淮河流域的同化。
